唐文宗曾两度欲铲除宦官势力，最终酿成甘露之变
唐朝皇帝对付宦官势力一般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是皇帝和宦官们争夺权力，准备攘内之后安外，这样的皇帝结局必定不好，包括唐顺宗、唐文宗；第二种是皇帝、大臣联合宦官势力对付藩镇，只要军事上取得胜利，往往可以自然而然地从宦官手中收回权力，至少也能抑制，一般称为中兴，包括唐宪宗、唐武宗、唐宣宗。
唐文宗即位之时，宦官势力已经发展到相当程度，不少宰相级大臣成了宦官势力的代言人，这也是这段时期文官党争的根源。宦官势力如此兴盛，唐文宗的爷爷唐宪宗是被宦官杀死的，他的哥哥唐敬宗死亡过程也有宦官参与，唐文宗更是宦官直接从十六王宅中随便挑选出来的，他之后的唐武宗、唐宣宗也是如此。唐文宗作为一个喜欢读《贞观政要》的青年皇帝，当然也有重现高祖、太宗大唐荣光的理想。
不过，唐文宗并没有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对于当时的大唐帝国来说，藩镇是心腹之患，宦官不过是疥癣之疾而已。而且在对付藩镇方面，宦官势力中还是有些力量可以借助的，唐文宗错误地选择了第一种方法以图复兴大唐，不但没能解决藩镇问题，更是让宦官势力“觉醒”，进一步把唐王朝推入深渊。
唐文宗第一次铲除宦官势力的计划失败
唐文宗颇有书生气，选的帮手同样是个书呆子。这人是宋申锡，由于对唐文宗绝对忠诚且支持铲除宦官计划而被提拔为宰相，但书呆子对上宦官这些底层流氓出身的人物，结果可想而知。
宋申锡需要帮手，于是找到了当时的京兆尹王璠，这人原本就是依附宦官起家的非著名奸臣前宰相李逢吉一伙儿的骨干成员之一，几乎没有犹豫就把整个计划出卖给了宦官。当时宦官管事儿的是王守澄，王守澄就安排人举报宋申锡有另立他人为帝的言行，并主动请缨要率领200骑兵杀光宋申锡全家。唐文宗当然知道消息泄露了，只能在保住自己的前提下尽量保护宋申锡，最后宋申锡被贬官开州（现重庆）司马，不久死在那里。
李昂
这个事情发生在太和五年（831年），由于没有对宦官造成伤害，所以唐文宗得以继续和宦官们相安无事。
唐文宗第二次铲除宦官势力的计划破产
四年后的太和九年（835年），唐文宗第二次策划铲除宦官势力计划，这次他找的不是文官了，而是两个社会底层出身的流氓。第一个是郑注，一个擅于揣摩上位者心思的医生；第二个是李训，刚才提到的李逢吉的侄子，也是个投机小人。
要说流氓的策划比书呆子要缜密、狠辣的多，他们商量，李训在朝中联络长安非宦官势力所属武装力量，郑注到长安西边不远的凤翔担任节度使掌握兵权。并借助大宦官王守澄死后出殡的机会，郑注在城外杀光出席葬礼的宦官，李训关闭城门在城内动手杀人。
计划不错，但信息有误，王守澄的葬礼只有一些小宦官会出城参加，宦官大头目一个也不去。这种情况下，唐文宗只得临时改变计划，提前发动，要利用李训组织的武装力量对付宦官。
于是，太和九年（835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唐文宗在皇城最北边大明宫召开朝会之时，有大臣上奏，皇城南端左金吾卫官衙石榴树上突降甘露，这是吉兆。
唐文宗故意装作很高兴的样子，招呼大家都去含元殿，那里是大明宫最南端的宫殿，离左右金吾卫衙门最近。
仇士良
到了含元殿，唐文宗安排宦官大头目仇士良、鱼弘志去左金吾卫衙门查看，皇帝兴致如此之高，这两个大宦官也不能扫兴安排底下人去，于是带着几个护卫离开。
这两人毕竟是职业军人，到了左金吾卫衙门就感觉不对，不但陪同他们一同前往的左金吾卫大将军面色紧张，更是发现帷幕后面似乎有人在埋伏，于是当机立断逃回含元殿，这个左金吾卫大将军也不是什么能够随机应变的厉害人物，竟然让这几人逃走了。
仇士良、鱼弘志回去之后，毫不犹豫地抬着唐文宗的步辇逃入后宫，李训等人在含元殿安排的数百士兵仍然没有起到作用。
两个宦官大头目到了安全位置之后，稍微一想就知道每个人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就是唐文宗安排的要杀光自己等人，李训等人都是同谋。那还客气什么，调动神策禁军千人，全副武装杀入皇城各衙门办公场所，见人就杀，没来得及逃走的六百多大小官吏全部被杀。
随后，神策军城内大搜捕，有关人员大多被擒被杀，几个主要人物都是全家杀光，其中必定有不少无辜的，全城死亡人数高达数千人。
李训
李训当时逃离了长安，但不久就被抓获杀死；郑注在凤翔军中，宦官安排军中监军宦官杀掉；唐文宗彻底成了宦官势力的傀儡，不久就郁郁而终。
甘露之变一词就是来源于石榴树上突降的甘露。
甘露之变是唐朝宦官“觉醒”的一次重大事件，宦官不再是一个个独立的争权夺利的权臣，而是开始转变为一个有理想、有组织的政治团体，“天下事皆决于北司，宰相行文书而已。”之后的唐朝皇帝再也不能视宦官为可以轻易杀掉的家奴，包括实现会昌中兴的唐武宗、大中之治的唐宣宗，最多是抑制或者是制衡，想连根拔除已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