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李成栋在反正之后就火速出师北上,即可以与金声桓、王得仁合攻赣州,赣州既得,再北上迎击谭泰、何洛会的清军,赢面极大。
而何腾蛟在湖南方面的捷报频传,永历朝对形势的估计过乐观,满以为赣州在金声桓、王得仁的强攻之下,即日可下。
现在,清方的赣州之围已解,而且明方的金王二人被围南昌,江西形势迅速恶化。
李成栋现在才出师,明显迟了一步。
不过,如果李成栋此行顺利,与金、王所部对清军实施内外夹攻,则击破清军,收复全省也不是没有可能。
对此,李成栋信心极足。
他在广州教场调兵遣将,亲自统率大军直趋南雄。“旌旗器仗焜耀一时,所携粮饷、弓刀、铳炮、火药等不可计数。其气壮,意在必得”(鲁可藻《岭表纪年》卷二)。
出兵前,李成栋曾多次派人向清朝赣州守将招降。
刘武元、胡有升、高进库等人均不予回应。
现在,李成栋大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北上,刘武元、胡有升、高进库不敢再装聋作哑,赶紧派使者回信表示愿意反正。
李成栋得了刘武进等人的回信,收复江西全境的信心又增强了好几倍。
在他看来,只要翻越梅岭,与刘武进等人会师,则南昌之围唾手可解。
然而,隆武朝大臣钱秉镫这时正从江西入粤,他结合自己沿路所见所闻,给永历朝上了一份奏疏,其疏大意为:
臣由赣入粤,过梅岭,正遇勋臣李成栋出师下赣,兵威极盛。而李成栋本人并未在军队之中,他还停留在南雄,静等赣州刘武进等人投降,监军侍郎张调鼎语于臣,说赣州刘武进等人出示的降书连续不断,赣州指日可下,赣州既下,我师即可长驱直入,进解南昌之围。臣却认为,赣州未必能下,而南昌事态已经非常紧急了。臣曾抄小道到离赣州城三十里的地方侦探战情,当地人说:城中士兵每日早出晚归,每名骑兵必须三石粮米,押运入城,现在附近各村各寨粮草已被搜刮一空。由此可见,这是刘武进等人实施的坚壁清野之计,并没有投降我们的心思。他们不断向我们投递降书,无非是想拖缓我军出岭而等候攻陷南昌的结果,从而根据南昌胜败的结果来作最后的决定:
即我胜则降,则抗。这个情理浅显易见。而勋臣李成栋却坚信其必肯降,退居南雄,听任刘武进等人增修守御,真是大错特错了!而且,我军的目的,是解南昌之围;而要解南昌之围,难道一定要先攻取赣州的吗?依臣看来,赣州即使不降,其兵力不过仅足自守。我这只要驻一支偏师在南安便可以牵制赣州清兵,使他们不敢轻出;而湖东、湖西皆有道路可到南昌。臣从湖东行来,建昌、抚州各郡邑皆为我军驻守,清兵也全都置之不问。从新城经南丰、广昌、宁都以至雩都,皆为金、王两勋臣的辖区,征粮守城者,全是我大明兵马,城中士民,冠服如故。只有雩都城内居住着虏官,城外却全是我大明百姓,并无一个剃发者;曾有剃发者在津口守渡,以舟船渡臣过河,自称是雩都城守城兵,嘴里不断念叨着岭南军威之壮,兵甲之精,其言下之意,是希望臣早日引岭南精兵到来收复江西全境。湖东民情、民心如此,大事可成。至于湖西一路,臣不深悉,但也听说吉安守将刘一鹏本与金、王两勋臣一同举事,如今虽然为清朝守城,但犹怀观望。可见,湖东、湖西皆可进兵。如今督师何腾蛟新复衡州,兵势甚锐,各路之兵尽集长沙。如果能发偏师由衡州出吉安,数日可至,吉安必望风而降。而长沙再派遣一营兵马直趋袁州,取临江,也大有可为。李成栋如果能舍赣州不攻,以全师驻信丰,兵下雩都,收召湖东义师,可得十数万人为前驱,而会湖西之师两路并进,分驻东西二隅,以全力与虏军对垒,以游兵统率义师轮番往来,四路迭进,不断对南昌城下守围清兵进行骚扰。义兵不能与清军正面相抗,但其以填堑决围的手段则可使清兵分备防御不及。南昌城中金、王两勋臣受困已久,望见两路旗麾,大兵云集,勇气自然倍增,奋死开门背城一战,外内合击,虏人未有不败,围未有不解。解围之后,并力乘势直下江南,江南可传檄而定。臣故曰:救江西为今日中兴之急着;舍赣州而径下尤为今日救江西之胜算也。”
(疏文原稿见钱秉镫《藏山阁文存》卷一《初至端州行在第一疏》;参见其《所知录》卷二)。
永历帝对钱秉镫的意见深以为然,是啊,刘武元、胡有升、高进库虽然称降,但并未见行动,会不会是在施缓兵之计呢?
他让人把钱秉镫的忧患传达给李成栋,李成栋一撇嘴,只一句:“书生不知军计”,未予深思。
九月下旬,李成栋部越过梅岭,分兵两路,分由由龙南、信丰;南安(今大庾)、南康合逼赣州。
十月初一日,李成栋大军到达赣州城下,“连营数十余座”(刘武元《虔南奏议》卷一;参见《明清档案》第九册,A9—162 号,南赣等处巡抚刘武元奏疏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