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孙无忌未参与夺嫡且为国戚，大权在握故能推李治为太子
李治是长孙皇后的第三子，唐太宗的第九子。贞观二年（628年）六月生于丽正殿。贞观五年（631年），封晋王；贞观七年（633年），遥授并州都督。
长孙无忌拥立李治为太子
贞观十七年（643年）四月，李承乾被废，李泰、李治作为长孙皇后亲生的嫡子，都有资格继立储君。李泰的条件比较优越，他比李治年长九岁，手下有一批党羽，尤为有利的是获得太宗的“宠异”。李承乾被废后，他装出一副殷勤侍奉太宗的媚态，又以肉麻的言辞博取太宗的好感，显然是施展了不正派的手段，于是“帝阴许立泰”，消息泄露，宰相“岑文本、刘洎请遂立泰为太子”。
1、长孙无忌为何拥立李治
李治虽然不利条件居多，却有一个有利条件，即得到长孙无忌的大力支持：“长孙无忌固欲立晋王，帝以太原石文有“治万吉’，复欲从无忌。”唐太宗素来重人事、轻迷信，这时却迷惑于谶语之类的巫术，殊不可解。可能是高宗朝修《实录》、《国史》的史官，为了制造高宗运应天命的把戏编撰出来的。实际上促使唐太宗重新考虑立嫡的决不是“石文”图谶，而是长孙无忌的“固欲立晋王”的坚决态度，李泰、李治既然都是长孙无忌的外甥，为什么长孙无忌如此薄此厚彼呢？
这与他想搞外戚专权有关。须知，贞观晚年，他的权势日隆，大有左右朝政之势，他为了巩固既得的权益，当然喜欢扶植一个懦弱听话的外甥当储君，以便将来操纵政权。为此，他极力美化李治，将李治的懦弱赞扬为“仁孝”。一旦“仁孝”的李治嗣位，他的擅权也就没有问题了。
而李泰的情况就不同了。他于贞观十一年（637年）置馆收士，以后又有文武群官投靠门下，形成了一股政治势力；加之太宗暗示立嫡，态度不够谦恭，途遇三品以上公卿以其不下马行礼，怀恨在心，居然到太宗面前告状。他既不把三品大员放在眼里，也不争取舅父的奥援，说明大臣不支持他，长孙无忌控制不了他。李泰如嗣位，必会重用党人，不会重用长孙无忌。长孙无忌不愿失势，就非扶立李治不可。
李泰
再者，这场争立太子的斗争也有一定的政治背景。李泰班底以功臣子弟为主，如柴绍之子柴令武、房玄龄之子房遗爱、杜如晦之弟杜楚客等等。论地域既有关陇集团的贵戚与士族地主的子弟，也有关东族地主出身的勋官子弟，如支持李泰立嫡的岑文本是南方士族地主，崔仁师是山东士族地主，只有刘洎是山东庶族地主，因此很难用庶族地主或普通地主阶层来概括。
而且岑文本、刘洎只是揣测太宗立泰的旨意才提名的，他们并没有直接参与李泰集团进行“窥伺”太子的活动；只有功臣子弟才是直接参与者。
在太宗看来，这些人都是纨绔子弟，他曾对房玄龄发泄不满说：“功臣子弟多无才行，籍祖父资荫遂处大官，德义不修，奢纵是好。”李泰如上台，必然会重用自己的亲信。不大可能会重用刘洎与岑文本，因为刘、岑与上述功臣子弟关系不深。可以想见，这些“德义不修，奢纵是好”的功臣子弟哪会代表庶族地主或普通地主的利益？
尽管如此，这个集团与长孙无忌还是有矛盾的，因为这些功臣子弟年龄较轻、阅历较浅、职位较低，要想自己掌权，必须把长孙无忌等元老重臣赶下台去。长孙无忌想巩固自己的权势，当然也要排斥这些功臣子弟。故李泰与李治争立太子的矛盾，背后涉及功臣子弟与元老重臣的权力分配问题。
2、李世民立李治为太子的考虑
唐太宗面临两子争立，按感情来说，他一贯倾向李泰；从理智来说，他不能不择取李治，因为他于前一年已经认识到“自古嫡庶无良佐，何尝不倾败家国”的道理，从而确立了嗣君需慎择“良佐”的条件。所谓“良佐”，从政治涵义来看，主要是指保证“贞观之治”的政策得以继续贯彻的问题。
李治
李泰的党羽多为不肖的功臣子弟，非属“良佐”之列；李治有长孙无忌辅弼，而长孙无忌是“贞观之治”政策的积极赞助者与推行者。有长孙无忌这样的元老重臣支持，这是李治拥有“良佐”的可靠保证。
况且无忌周围形成了一个以他为代表的有势力的核心集团，其中有褚遂良、李勣等等，这对拥立李治也是有利条件，故云李治背后支持的是关陇贵族集团也不尽然。众所周知，褚遂良是江南士族地主，李勣是山东庶族地主。从成分来看，李治的“良佐”并非全是关陇集团；若从他们尔后执行的政策来看，更不能把他们说成是保守派。
唐太宗在议立太子过程中再次陷于感情与理智的矛盾之中而这并不是马上就能自拔的。他为了争取李泰能获得元老重臣的支持，曾故意放出空气试探大臣的反应，叙述了魏王泰“自投我怀”的亲密之情，还转达了李泰乞求立为太子时的奇怪许愿：“臣惟有一子，百年后，当杀之，传国晋王。”
此言一出，马上遭到褚遂良的反对，“陛下失言。安有为天下主而杀其爱子，授国晋王乎？”驳倒这一虚伪许愿是不难的，难以对付的是如何打消唐太宗感情的袒护，褚遂良干脆提出含有隐忧的看法，“陛下昔以承乾为嗣，复宠爱泰嫡不明，纷纷至今。若为立泰，非别置晋王不可。”
这无异警告唐太宗，他百年之后，会有一场亲子之间的流血斗争，还可能波及两派大臣的火并，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故褚遂良先有“惟愿审思，无令错误也”的警告。他当时操纵朝廷动议大权，相当于以往的魏征，发言能举足轻重，促使唐太宗不得不慎重考虑。唐太宗权衡利弊，强行压抑自己的矛盾心理，“涕泗交下曰：‘我不能。’”
李世民
不久，唐太宗御两仪殿朝见群臣，等百官尽退，独留司徒长孙无忌、司空房玄龄、兵部尚书李勣议立太子。情绪异常激动，顾谓三人：“我三子一弟，所为如此，我心无憀。”三子者，承乾谋反，泰、治争立；一弟者元昌赐死，为此感到痛心。因自投于床，抽佩刀欲自刺”，长孙无忌急忙趋前扶住，夺刀递给李治。
这一行动再次显示了长孙无忌坚立李治的态度。唐太宗不得不第一次喊出“我欲立晋王”的呼声，长孙无忌马上抓住此话，宣告：“谨奉诏。有异议者，臣请斩之。”唐太宗还在犹豫，推说：“未知物论何如？”长孙无忌以“召问百僚，必无异辞”打消他的犹豫；又以“臣负陛下万死”发誓以死辅佐李治，才使唐太宗“建立遂定”。
懦弱的李治被立为太子，并非出于太宗的一厢情愿，可以说极大程度上是由长孙无忌等元老重臣促成的。正如唐太宗对李治所说的：“汝舅许汝，宜拜谢。”李治为人仁弱，唐太宗早已窥破。对其没有类己的英武果断作风，很不满意。
尽管已经立了李治，思想上仍有反复，曾一度暗中向长孙无忌提出立李恪为太子的想法。李恪是太宗第三子，年龄稍大于李泰。贞观十年（636年）徙封吴王。唐太宗看中李恪，主要原因是李恪有“有文武才”，“英果”类己。不用说又遭到长孙无忌的抵制，说“晋王仁厚，守文之良主，且举棋不定则败，况储君乎？”唐太宗被败亡吓住了，只得屈从。
长孙无忌为何有能力强立李治为太子
在李治立嫡前后，长孙无忌为什么有回天之力，能改变太宗的立嫡意向呢？
长孙无忌
一个原因是唐太宗素来强调君臣共治，他一向颇为尊重股肱大臣的意见。君臣一体、共理天下的思想约束了他的独断独行。另一个原因是贞观后期的权力中心转移到元老重臣手里。魏征死后，政治动议权转到褚遂良手里；政治决策权转到长孙无忌手里。
为什么会发生权力的转移呢？这是由废立太子的党争引起的。唐太宗受到现实政治斗争的刺激，十分注意防范大臣、特别是功臣的朋党之争。房玄龄因子参与李泰谋嫡之故，遭到太宗猜忌。据吴兢记载，“贞观十七年，太宗谓侍臣日：‘自古草创之主，至于子孙多乱，何也？’司空房玄龄曰：‘此为幼主生长深宫，少居富贵，未尝识人间情伪，治国安危，所以为政多乱。太宗曰：‘公意推过于主，朕则归咎于臣。夫功臣子弟多无才行，藉祖父资荫遂处大官，德义不修，奢纵是好。主既幼弱，臣又不才，颠而不扶，岂能无乱？隋炀帝录宇文述在藩之功，播化及于高位，不思报效，翻行弑逆，此非臣下之过邪？朕发此言，欲公等戒勖子弟，使无愆过，即国家之庆也。’”
宇文化及是隋相宇文述之子，籍父资荫选为右屯卫将军。唐太宗以此为鉴，无异影射自己录房玄龄在秦府之功，使他位居宰相，又擢其子房遗爱于驸马都尉，却不思图报，反树党人与朝廷作对，有何不同。他针对房玄龄说的：“欲公等戒勖子弟，使无愆过”，就是对房遗爱参与李泰党羽活动表示了深刻的不满，间接地也是对房玄龄发泄了他的猜嫌之情。
房玄龄
其实，唐太宗问的是创业君主后裔何以多乱的问题，房玄龄对以后世君主不肖，当然是切题的。以前唐太宗也是这样看的，如贞观十一年（637年），他对房玄龄说：“古来帝王，生于深宫，及其成人，无不骄逸，是以倾覆相睡，少能自济。”
可见，房玄龄的对答不过重述了六年前唐太宗的原话而已。然而，经过李承乾、李泰党争之变后，太宗却改变了看法，把责任归咎于臣下。其原因是有不少功臣子弟参与太于废立的党争活动，由子弟涉及功臣，房玄龄难免身处嫌疑之地，唐太宗当然就不像往日那样信用不贰。
而长孙无忌及其子弟都没有介入或插手李承乾与李泰的党争，又兼国戚的特殊身份，这两个优越的条件正是唐太宗特别信任他的根源。
由于唐太宗的倾心信任，长孙无总已大权在握，当太宗询问他立李治、百官会有什么反映时？长孙无忌竟敢包打保票。后来当太宗临终之际，顾谓李治说：“无忌、遂良在，国家之事，汝无忧矣。”他深知李治庸懦，非有“良佐”重臣，不足以成大事；而无忌、遂良正是君之“良佐”。正如王夫之所说的：“长孙无忌之勋戚可依也，褚遂良之忠贞可托也。”这是最终促使唐太宗立李治为嗣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