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玉贵：王铎对刻帖的接受与实践研究
王铎作为晚明遗民书家代表，上接狂放浪漫主义书风，下承传统帖学之荣光。对他的关注不能仅仅停留在对其作品的赏析，更应将目光聚焦于其创作历程，这对我们后世学书之人具有重要意义。纵观王铎书风，在跌宕起伏、酣畅淋漓的表象之中蕴含着精妙绝伦、灵活多变的细节处理。究其根源，刻帖在王铎书风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王铎对刻帖的接受
刻帖风气经元代短暂的沉寂后，在明朝经济与文化教育日益兴盛的情况下迎来空前良机，随之刊刻和翻刻之风靡行，官帖和私帖均盛行于世。但从总的趋势来讲，这一时期私人刻帖胜于官方刊刻。明沈德符曾记载《兰亭序》被摹刻的情景：“今日褚摹，曰玉枕，曰宝晋斋，曰神龙临本，纷纷翻刻，几数十种，又出桑世昌《兰亭考》之外，不可胜纪。”王铎亦受时风影响，得到刻帖之后曾言：“得良田美宅不过如此。”可见其对刻帖的重视。
据《王铎书画编年图目》统计，王铎的558幅作品中，临习刻帖的作品达196幅，尤其对《淳化阁帖》《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褚本兰亭序》三本刻帖用力最深。他在题跋墨迹中说：“《淳化》《圣教》《褚兰亭》，予寝处焉。”他幼承祖训，独尊羲献，最早从《圣教序》开始，走上临古道路，曾自言：“《圣教》之断者，余年十五，钻精习之。”此外在王铎《拟山园帖》的题跋和文献中也有对其他法帖的记载：“袁州、上海、泉州皆庑下观耳。较之潘师道《绛帖》、希白《潭帖》、蔡京《大观》、留祷《太清楼续阁帖》《绍兴监帖》、刘次庄《戏鱼帖》、曹士冕《星凤楼》、曹之格《宝晋》俱为降等，且物患不尤耳……”其中，王铎对《绛帖》给予极高评价，其在题跋中写道：“宋太宗《淳化阁帖》称词苑之宝，《绛帖》其嫡子。”他认为绛帖大部分刻工精致、爽劲、有飞动之势。由此可见，王铎所观刻帖甚多。 在众多的刻帖中，王铎最为推崇的当属《淳化阁帖》，该法帖共十卷，共收集刻帖作品420件，其中二王作品高达半数之多。现今，上海博物馆馆藏宋拓《淳化阁帖》及《肃府本淳化阁帖》上皆有王铎的墨迹题跋。他自己也有《淳化阁帖》藏本，其所藏为初拓本，笔法上钩法完善，字内波磔温厚而具风泽，结构上纵横之处，涵养浑朴而具有微妙的义理。他在《与吴伟业论刻帖》中写道：“盖古人奥旨，其精光隐现楮墨外，疑有声响，断不能埋没，实有物焉。”从这些记载可知，王铎对《阁帖》是持褒扬肯定态度的。 此外，王铎也是闻名于世的鉴藏家。据记载，王氏家族中有收藏古帖之风，其兄弟亦受此影响，收藏较多善本佳拓。其常受朋友邀请鉴定书画作品，如为钱谦益等人所藏的《圣教序》题跋，为孙承泽所藏的《阁帖》题签。因其所见刻帖不在少数，也造就他不凡的辨别能力。他是从较为客观的角度来选择范本的，首先那些刻工不佳的翻刻本不会被他选用，其次，他也明白刻帖并非忠实地再现墨迹原貌，因此在临写学习时，他有自己的理解和剖析：“浅学动议某帖某画不佳，不悟双钩刻经数手，摹本已几千年矣，去原墨迹止十之三。”王铎认为人们轻浮地议论书画摹刻的不佳之处，而忽略这些摹本已辗转几千年，而且又经工匠之手双钩摹刻，只能保留原墨迹近三分之一的面貌，仅从书画摹本和刻本来说，并不能代表书法真迹的原貌。他更多是从自身的实践出发来评价刻帖，且有着极高的审美和主观判断力。
二、王铎对刻帖的实践
王铎一生都在临帖，临习的刻帖种类繁多，范围广泛。在他的书学观念中带有明显的崇古尚古思想，《琅华馆帖册》言：“书不师古，便落野俗一路，如作诗文，有法而后合。所谓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也。”这是王铎对于临古的思考，在临习过程中他“一日临帖，一日应请索，以此相间，终身不易，大抵临摹不能间断一日耳”。用实践诠释理念，相互促进融合，以此确立其师法经典的形象。 在对于刻帖的临习实践中，王铎主要采用实临和意临两种方式。钱谦益在《王铎墓志铭》评价其书法：“如灯取影，不失毫发。”是指王铎在临摹上笔笔有来历，结字章法取其形，亦能兼其神韵，精湛严谨，形神毕现。如王铎《临集王圣教序》（图1），用笔上，涩与畅、爽利与浑厚相辅相成，浑然一体，点画稳重中有圆润，圆转和折笔的运用也是恰到好处，深得二王之精髓，看似不计点画细节，实则技巧高超，俯仰欹正，跌宕起伏，顾盼生姿。章法上，保留原章法形式，加强了单字的书写性以及字与字、行与行之间的联系，表现出了原帖应有的精气神。既展现其书写之个性，又不离古法，可谓是出神入化。另外，在1958年于河南出土的王铎《琅华馆帖》中也收录其临张芝《秋凉平善帖》《今欲归帖》《二月八日帖》、临崔瑗《贤女帖》等。其中《临秋凉平善帖》用笔更为灵动自如，略显斜势，章法布局从原帖的五行调整为七行，字大小不一且加强字与字之间的揖让和连带关系，在保留原帖古朴圆浑、宽博厚重的基础上，更加潇洒飘逸。
图1 《集王圣教序》刻本与王铎临本对比
今天我们看到王铎的临帖作品大多采用意临的方式。他后期受米芾影响很大，恪守“不规则模拟”“仿古不尽形似也”的学书理念。刘正成先生考释王铎《临王羲之蔡家宾帖》（图2）时认为，王铎临帖实际是借临帖的名义进行书法的再创作：“王铎此幅却将王羲之三帖临成一幅浑然一气的狂草，且不说结字不像原帖，其用笔粗放奔狂，亦毫无右军典雅之风。这是王铎的创造性临摹之作。换句话来说，是王铎采借王羲之书信的文句，自行其是而已。可是，王铎对二王的认知是多角度、多层次、多方面的。当然，所临三帖，大约是王铎熟记于心，并非一手拿着《阁帖》，一手执笔运毫的，所以遗漏了不少字或句。”此外，在王铎的临作中，和原帖中字体不同的情况也时常出现。翻阅王铎书作，最常出现的情况是会增加字体之间的连贯，使单字之间和章法之间增加了连绵的气脉。一些原刻帖中的单字，也会因增加了连贯性而更富于笔意。王铎曾说：“吾临帖善于使转，虽无他长，能转则不落野道矣。”
图2 王铎《临王羲之蔡家宾帖》
1.注重书法结字造型
“书法贵得古人结构。近观学书者，动效时流。古难今易，古深奥奇变，今嫩弱俗雅，易学故也。呜呼！诗与古文皆然，宁独字法也。”王铎将字之结构放在重要位置，他认为在学习古人书法时，最重要之处在于学得古人结构。因明清时期兴起“大幅立轴”的书法形式，王铎对于结字的处理也随着书法形式的改变而形成。单字造型洒脱率意、顾盼生姿、丰富多彩，在造型上加入字组变化，使连绵的书体之间更具流畅性，和刻帖相比行气更足。这种行气的流畅性除了他非常娴熟的用笔之外，与他对汉字造型处理的多样性是分不开的。如《临王献之省前书帖》轴，将其临帖作品与原帖进行比较（图3、图4），在字形方面显然加强了字的方圆、开合、曲直、疏密等的对比，这些对比使整个作品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整体，每一部分都不可替换。且其中字形大小相差很大，造型独特，不仅形成了个人书风面貌，而且具有强烈的视觉效果。
图3 王献之《省前书帖》
图4 王铎《临王献之省前书帖》轴
2.注重章法的整体性
观王铎《行书临徐峤之帖》轴（图5），这幅作品是王铎创造性临摹的典型代表。此作长271cm，宽53cm，是临《淳化阁帖》第四卷中的《唐铭州刺史徐峤之书春首帖》。原帖为行楷书，王铎临习此帖不但将字体换成了行草书，而且整幅作品以长于八尺的长轴大幅写出。刻帖中的每字都很孤立，而王铎的临写却将它们按照创作作品的章法形式进行处理，将其转换成一个有机整体。在刻帖中，我们随意拿掉任何一个字，似乎都不影响周围的区域关系以及与这幅字整体的关系，但在王铎的这幅作品中，整幅作品章法有起伏错落、缓急轻重、方圆大小的变化，字与字之间是俯仰呼应的，而且由于王铎在作草书时，喜好一笔书，轻重浓淡的变化形成了一个个小区域的字符串，增强了章法的节律感以及线条的丰富变化。同时，突出了点线面的对比，使整个作品形成了上下分明的重轻对比。可以说此幅作品是纯创作作品，它和原作唯一的联系仅仅在于抄写了原帖的词句，而且中间多有漏字。另外，每个字在中轴线欹侧摆动、左右顾盼，而串连起了章法的摇摆起伏，使得整幅作品姿态十分丰富。
图5 王铎《临徐峤之帖》轴
3.注重用墨的浓淡虚实
在王铎的临帖作品中，用墨格外大胆，主要表现在涨墨和淡墨的熟练运用，跌宕跳脱，赋予作品别样的形式美感。王铎作品中经常因涨墨而表现出笔画之间的粘合，字内空间完全被墨晕所覆盖，使得字的轮廓呈现出不规则状，就像是在篆刻中因冲刀所呈现的崩裂，自然大胆。但他都能将墨的浓淡虚实、洇散变化处理得恰到好处。如王铎作品《临王羲之月半念足下帖》轴（图6），整幅作品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涨墨与淡墨。开头的“月”“半”二字使用浓墨，让作品更加的敦厚沉稳。淡墨的“体”“气”“各”等字，并不单薄，老辣的线质和浓淡的交互作用，章法和结构兼顾得当，通篇气息高雅古朴。其次，在王铎《临冠军帖》《临敬祖帖》《临屏风帖》《临伏想清和帖》中，这样的运用比比皆是。王铎“涨墨”是创作性意临的果敢尝试，在视觉冲击力和章法布局上迸发的表现力，是书法创作上的重大突破。
图6 王铎《临王羲之月半念足下帖》轴
三、王铎学习刻帖对学书者的启示
1.师古不泥古
王铎在《琅华馆帖跋》中称：“善师古者不离古、不泥古。必置古不言者，不过文其不学耳。”学习传统，他主张师古不泥古，注重自我表达，在古法和创作中寻求平衡点。“摹古”占据王铎学书的大部分时间，他也曾在多数作品上题有“拟古”的字样。他在《临淳化阁帖书画合璧卷》内跋：“拟者，正为世多不肯学古，转相诟语耳，不以规矩，安能方圆。”在《琼蕊庐帖》内言：“近观学书者，动效时流。古难今易，古深奥奇变，今嫩弱俗雅，易学故也。”足见得他对传统的重视与吸收，也启示我们学古并非一蹴而就，要深入研究汲取诸家法书精髓，遗貌取神，以古入古，古中求变，方形成属于自身的独特书风。
2.博采众长
在现存的王铎临帖作品中，临习最多的当属二王法帖，从最早的《圣教序》到后来的《淳化阁帖》无一不认真临习，留下了众多经典临作。二王之前的书家锺繇、张芝等诸家也在王铎的学习范畴之内，临摹张芝《冠军帖》《终年帖》，就各留有15件（图7）。王铎对米芾也颇肯定，曾浏览米芾真迹多件，“观米海岳书，矫矫沉雄，变化于献之、柳、虞，自为伸缩，观之不忍去”。此外，唐代颜真卿、柳公权也是王铎的师法对象，《拟山园帖》记载有王铎对其二人书法的评价，评颜真卿书“根本二王，变化如龙”；评柳公书“矩其阴阳于羲于献，但似刀割涂加四隅耳”。王铎在取法二王的基础上，并不拘泥一家，而是转益多师，博采众长。在我们的学书道路上也可借鉴这样的方法。通过师法不同的书家及刻帖，采众家之长，含英咀华，寻求其中的内在联系，挖掘适合自身且可借鉴的营养。
图7 王铎《临张芝帖》
3.把握取法与变法的辩证关系
王铎在根植传统的基础上，力求创新，从中探索出了一条兼顾二者且主在创新的学书之路。王铎认为：“雅则如周公制礼作乐，孔子删诗书成《春秋》……皆一本之平常，归之平正，不咤为悖戾，不嫌为妖异，却是吃饭穿衣，日用平等，极神奇正是极中庸也。”从中可见在王铎的书学观念中，对于“中庸”这一传统观念有了新的认知，即“极神奇正是极中庸”。这也给我们处理取法和变法提供了理论参考。故从某种意义上看，当需二者兼备，方能有效融合，以此来推动书艺之创新。
面对刻帖，他始终以理性的态度，运用在传统帖学中所汲取的营养反哺于碑刻之中。他独爱《淳化阁帖》，虽然该帖字口清晰，但相较于墨迹书法来说，只能观其表象不易深入内在。故其潜心修炼，力图创新，并无盲从，而是建立在书法的基础上，创新性地以自己的理解还原书写过程。若聚焦于变法当中，王铎的这种对于自我风格的创新，为后世学书之创变提供了理论依据。他将自己的认知巧妙灵活地应用在具体笔墨实践中，给碑刻赋予新的生命力。他不仅丰富了碑刻背后的笔墨情趣，而且还鲜明地打造了个人的书法临摹风格。
四、结语
王铎书风对明末清初的书坛发展影响巨大，其书风有一群忠实的追随者。倪后瞻《倪氏杂著笔法》言：“北京及山东、西、秦、豫五省，凡学书者以（王铎）为宗主。”“王铎一派”的书家有王无咎、王无忝、丁敬、戴明说、杨思圣、傅山、王璋、徐致章等人。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傅山，从结字、墨法、章法及艺术风格，二人都有诸多相似之处。如傅山《赠魏一鳌行草书》，结构疏密有致、奇正相生，章法上左右欹侧，字与字之间联系紧密、顿挫错落，中轴线过渡流畅自然，与王铎的处理方式极为相似。傅山是十分注重民族气节的人，他对王铎降清之举感到不齿，但在艺术上，对王铎书法持肯定态度，并沿其路径迈步向前，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效仿王铎书风的书家，绝大多数集中于崇祯末年到康熙末年期间。但他们大多都直接学习王铎书法，未能意识到在王铎的学习过程中对刻帖、古碑临习的重要性，无法跳出王铎书法的创作模式，进而形成自己的书风特色，只能沦为王铎书风的附属。晚清民国时期，王铎书法才渐又受到重视。康有为赞誉王铎书法：“笔鼓宕而势峻密，真元明之后劲。”吴昌硕推崇王铎书法“有明书法推第一”。
王铎《广阳杂记》载：“书法之始也，难以入帖，继也，难以出帖。”在刻帖的接受与实践过程中，他汲取魏晋书家的风韵雅致，追踪溯源，临古放纵但却不失法度，在古法中探求新的书法艺术表现形式，终得以形成浪漫纵逸的书风特质。
来源：书法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