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朴的苦闷人生与悲剧风流——我们要向元剧作家学习什么？

一谈到古典戏剧，年轻的学生常常追问——我到底为什么要知道它，你到底要我从中学习什么？这种问法，有一定的功利性。总而言之，在当下务实的精神之下，与他人说古典戏剧，确实是一件极其困难，同时也相当奢侈的事情。

然而，我还是要讲！因为至少在元代剧作家白朴身上，有与今天的我们几近类似的苦闷。我们看白朴，或许能够为自己找到一点或几点坚持的意义，这或许便是艺术接受非功利意义上的功利。

功利绝对无错，但在人生长途上，碰的头破血流，可以稍微休憩，何尝不是一种非功利意义上的自我功利呢？每一个人，都应该对自己好一点，因而需要这个功夫，也值得拥有艺术带给人的慰藉和关怀。这就是今天进入白朴的重要前提。

一、白朴及传统文人的人格绝望

绝望有两种，一种是一般意义的绝望，在某一方面或全部方面，毫无希望，类似前途绝望，生活绝望，爱情绝望，等等；还有一种绝望，比第一种更让人不堪，我们姑且称之为人格绝望。何谓人格绝望，通俗说，就是也许衣食无忧，甚至丰衣足食，高官厚禄，让人羡慕，但自己很绝望。绝望的原因是，自己的人格毫无发展可能，且不断被蚕食，直至走向自己的反面。

通俗点说，叫做，慢慢活成了自己讨厌的样子。这是一种深层的内在绝望，绝望且孤独，完全无法被人理解。有时候，我们苦苦追求，等到了巅峰，才猛然醒悟，或者奋斗到一半，开始怀疑甚至否定，因为发现爬得越高，距离自己的人格和本心反而越远，这就是人格绝望。

元杂剧的相当一部分作者，都是人格绝望的痛苦灵魂，比如白朴。白朴幼经丧乱，颠沛流离。白朴一生的矛盾在于：偏执虚幻的仕宦情结与强权政治之间的巨大悖论。

无论出仕做官，还是归隐田园，都与他的传统人格背道而驰。他一生都在怀疑、痛苦、绝望中不能自拔。支撑他的人格力量被蚕食，被击溃，让他始终感慨于盛衰无凭、荣枯难料的哀怨与虚无之中。而这种人格的绝望，这种自我人格的怀疑，这种对世界和现实的虚无感，让白朴陷于一种尖锐的冲突之中。体现在他的杂剧作品中，就是始终跳不出一种冲突之中。

白朴的爱情剧，当然彰显了爱情超越伦常和生死轮回的永恒魅力。但更应该看到，这爱情的伟力下的个性解放与维护伦常秩序之间，其实浸润着白朴的矛盾和痛苦。

白朴的绝望之所以并非生活绝望，这是因为他事实上出身高贵。他的家庭，是金元易代之际有名望的世家。白朴甚至根本不缺乏仕进做官的机会。这与一般元杂剧作家群体书会才人迥然有别。然而，纵观白朴的作品，又和一般书会才会一样，充满了哀怨和悲伤。白朴的痛苦，是作为文人的他，在急剧的时代变动下的局促困惑和躁动不安。白朴也曾经历战乱，饱尝国破家亡之苦悲。壮年托足高门，游食南北，目睹元灭南宋、天下归于一统；晚年移居江南，忘情诗酒，又亲见蒙元王朝由乱而治，百废渐兴。

作为金朝名宦之后，白朴对金的国破，一定是悲痛万分。他晚年自叹“一身九患”，“百年孤贫”，国破是重要原因。虽然不缺乏出仕机会，但国的不复存在。让他作为文人出仕的理想人格破灭。白朴拒仕元廷，但又找不到出路。

事实上，白朴的内心焦虑还在于，他和他的家族，事实上作为金国名宦，与蒙元政权及其重臣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白朴并不同意将他看作“金之遗民”。原因是，白朴父子事实上北归后一直依附蒙元重臣史天泽。而这时候，同样依附的汉族官僚，抱团取暖，关系密切。在这些汉族士族内心中，虽然如白朴父子，曾出仕金国，但从人格内心而言，并不认同自己是金国遗民，而是以汉朝故旧为内心自我人定。他们的人曾经是金国的人，但人格还是汉代士子的人格。

白朴父子实际上不乏寄希望于蒙元重新确立自我的人格理想。蒙元也采纳了汉族儒臣建议，着手推行汉法。北方中国由此逐渐恢复了社会稳定，甚至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

可是蒙元入主中原，毕竟让汉人心存芥蒂。在蒙元为官，毕竟无法寄托真正的士子人格。可是，白朴又不得不承认，连年的战乱，确实是蒙元统治者结束的。面对过去的战乱，如今的稳定，表面上的风平浪静，难以掩盖满目山川之叹。白朴不知道该何去何从。

出仕，如果为天下，如今是机会；可是服务的毕竟是蒙元王朝，与自己的汉人身份并不匹配；不出仕，也改变不了蒙元统治者带领天下走向和平繁盛，百姓安居乐业、天下太平的事实。想出仕为天下，又怕出仕服务的是蒙元。这种人格的绝望和矛盾，知音太少。白朴与蒙元政权的上层人物频繁交往，但又不轻易介入权力机构，竭力维护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个人人格和人生理想之间，进退失据。

二、白朴的无奈赞美和悲剧风流

事实上，经历了宋、金、元的易代与纷争，文人对历史和世界的看法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最有名的，是“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文人士子，从来有所为，有所不为：为天下者，可为；为明君者，可为，事实上为明君，还是为天下。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纠结宋、元、金，是没有意义的。用今天的眼光看，宋、元、金，都是我巍巍中华的一个历史朝代而已。

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民族情感的问题。在当时，叫做异族入侵。况且，民族的耻辱和仇恨，是刻骨铭心的。白朴辗转各朝，但一直都不曾忘却民族的苦难和仇恨。然而，历史有时候就是那么无情。这无情，有一点，就是磨灭抗争者的反抗意志。我们不难想象，靖康耻，是何等之耻。然而蒙元统一中国后，事实是，老百姓终于不必再受战乱之苦。

白朴甚至预料到了忽必烈即将创造的盛世，他写了一首《春从天上来》，其词曰：

枢电光旋，应九五飞龙，大造登乾。万国冠带，一气陶甄，天眷自古雄燕。喜光临弥月，香浮动太液秋莲。凤楼前，看金盘承露，玉鼎霏烟。梨园，太平妙选，赞虎拜貌筋，鹭序鹤联。九奏虞韶，三呼嵩岳，何用海上求仙但岩廊高拱，瓜贬衍，皇柞绵绵。万斯年，快康衡击壤，同戴尧天。

对忽必烈文治武功的称颂，对灭金二十多年后北方出现的太平景象的描绘，让我们看到了一幅太平盛世图。这不正是汉族文士的理想吗？忽必烈把这一切变成了现实。如果不囿于

“华夷之辨”的狭隘民族观念，我们不得不说，白朴的眼光和思想境界是值得尊崇的。然而，在白朴的如此赞美，真的完全无违内心吗？作为经历了那个时代的白朴，真的能做到内心毫无“华夷之辨”的民族观念吗？他真的能把蒙元作为寄托人生理想的王国吗？很显然，白朴做不到。他想做，否则他不会刻意赞美忽必烈；但他做不到，因为他的内心人格，一时竟难以适应和转变。

白朴进退无据，只能以风流自喻。然而他的风流只是表象，他对元的赞美，符合历史事实，但未必百分之百出自本心。

经历过较长时间的漂泊之后，白朴最终移居建康京，靠亲友的资助，过上了“诗酒优游

”的生活。白朴晚年作〔沁园春〕，对自己的一生如此评价：念一身九患，天教寂寞，百年孤愤，日就衰残。糜鹿难驯，金镶纵好，志在长林丰草间。

白朴人格的悲剧性绝望，造就了他的表面风流，更造就了他伟大的元杂剧作品。王国维说“白仁甫《秋夜梧桐》剧，沉雄悲壮，为元曲冠冕。”《梧桐雨》演述的是难以抗拒的人生悲剧或命运悲剧。《墙头马上》则是与根深蒂固的传统价值观念的对峙抗衡。那个无奈的唐明皇，有白朴的影子；那个情欲得不到伸张的李千金，也有白朴的影子。至于裴公子和杨玉环，则多少是白朴退缩、犹豫的另一面。

纵观白朴的一生，不可谓不通透，不灵活。他事实上已经最大限度地适应了急剧变化的时代，也获得了时代的功利性反馈。若论人生功利，他本不应该痛苦。乱世嘛，谁不是随波逐流。然而人若只为几斗米活着，那就太可怜了。

元杂剧的作家群，纵然人生绝望，人格绝望，但从未放弃非功利的精神诉求，并义无反顾为之耗尽一生，而绝不言悔。就如关汉卿所说的，除非是死，才不向那烟花路上走。那表面的烟花风流下，是傲然独立的人格与自由意志。这恐怕也是是我们为何要向元杂剧作家学习的重要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