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荃屠杀太平军，杀到自己都怕，曾国藩却说：孔子复生也这么杀
从民国初期到改革开放之前，曾国藩的形象一般以负面为主。早在辛亥革命时，革命元勋赵声在新军中发展革命党，在向新军士兵宣传革命时，曾痛斥曾国藩是汉奸，为异族杀戮汉人，屠城金陵。最终致使新军将士勃然大怒，烧毁了曾国藩的画像。
到了新中国，史学家们给曾国藩下了一个定义——汉奸、刽子手、卖国贼，将这个所谓“最后一个传统圣人”打入万劫不复之地。但随着改革开放的金星，曾国藩的形象却大为好转，被重新吹捧为圣人，有关于曾国藩的书籍更在一时间洛阳纸贵。
对于这样的现象，笔者一直非常费解，像曾国藩这样草菅人命、酷爱屠城、杀降的“曾剃头”，到底是如何成为“圣人”的。
众所周知，曾国藩乃是理学大儒，是儒家学说的忠实信奉者。即使后来操办团练，但实际上仍是文臣带兵，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武将。从汉到清，书生带兵实际并不鲜见，但像曾国藩这样残忍的，却凤毛麟角。儒家讲究“仁者爱人”，但从曾国藩身上，竟看不出一丝“爱人”“仁慈”的影子。
早在曾国藩操办团练前，就有一个奇异的爱好——爱看杀人。当年，曾国藩在翰林院任职，只要心浮气躁看不进书，就会前往城南菜市口看杀人。因此隔三差五，曾国藩就会呼朋唤友，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地前往刑场，看囚犯人头落地。
从现代心理学观点看，曾国藩具有“反社会人格”，而太平天国运动给予了他以杀人放火的契机。曾国藩建立湘军后，便立即投入激烈的战场之中。当看到鲜血与杀戮，这位“圣人”不仅不心生怜悯，反而还兴奋地手舞足蹈，他在给咸丰皇帝的战报中写道：
“水勇开放大炮，专意射火焚船。是时北风甚劲，顺风纵火，遇船即着，自卯至未，烧贼船六七百只。长发（老兄弟）、短发（新兄弟），逐浪漂流，红巾、黄巾（太平军服装）随波上下，岸赭水温，同归浩劫。水战火攻，未有痛快如此者。”
在他看来，屠杀同类是一种无比痛快的享受。看着他绘声绘色地描写残杀太平军的场面，实在令人不寒而栗。
一开始，曾国藩还热衷于将自己打扮成“吊民伐罪”“为民除害”的大英雄，还亲自编写了所谓的《爱民歌》。在歌曲中，曾国藩肉麻地写道：
“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生。”
然而当他发现太平军受到民众的支持后，其刽子手的嘴脸便显露无遗。从此，曾国藩便不再分民贼，只要破城，便一并屠杀。
在攻克安庆后，曾国藩立即下令屠城，杀尽城中太平军和百姓二万余人。一些民众试图跳水逃生，又被水师截杀，“实无一人得脱”。对此，曾国藩竟称
“初一卯刻，安庆克复，城贼诛戮殆尽，并无一名漏网，差快人意。”
除此之外，曾国藩还大肆杀降，杀得安庆城“腥臭之气，炎暑薰蒸。”由于杀戮过重，甚至连实际执行者，曾国藩的弟弟，有“屠伯”之称的曾国荃也害怕了，毕竟人心是肉长的。
然而曾国藩呢？却对着弟弟大扯歪理：
“劫数之大，良可叹悸，然使尧舜周孔生今之世，亦不能谓此贼不应痛剿。”
曾国藩不仅大肆屠城，还冒天下之大不韪，为圣人立言，把尧舜、周公、孔子等人拉来垫背。随后，他又语重心长地安慰曾国荃：
“既已带兵，自以杀贼为志，何必以多杀人为悔？此贼之多掳杀，流毒南纪。天父天兄之教，天燕天豫之官，虽使周孔生今，断无不力谋诛灭之理，既谋诛灭，断无以多杀为悔之理。”
在曾国藩看来，太平天国反对儒教，还搞出什么“天父天兄”“天燕天豫”，简直让人匪夷所思。因此在曾国藩看来，太平天国以及其治下的臣民根本不是，杀死他们，根本不应该后悔。
1864年，曾国荃的湘军终于攻克了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而曾国藩兄弟俩也毫不手软，酿成了惨无人道的“天京大屠杀”。
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在《能静居士日记》中沉痛地写下了自己的所见所闻：
“ 其老弱本地人民，不能挑担，又无窖可挖者，尽遭杀死，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 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斫戮以为戏，匍匐道上。 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老者无不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哀号之声，达于四远，其乱如此，可为发指。”
据统计，天京之战中，十多万人被杀，其中大部分都是无辜的平民，曾国藩之残酷是可见一斑的。在曾国藩的屠杀下，江南地区遭遇了一场浩劫，几十年都恢复不了元气。江浙人民提起曾国藩，均咬牙切齿，说他是“曾剃头”。
诚然，曾国藩是一个极其厉害的人，在学术方面也无可指摘。但在笔者看来，曾国藩再有才，也不过是个披着人皮的禽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