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达开是太平天国金田首义诸王之一,具有卓越的军事才干和政治才能。年刚二十来岁,就已是太平天国叱咤风云的杰出将领。但他又是一位很有争议的人物。近年来,史学界不仅著文,而且还召开专题讨论会,对石达开的功罪进行深入探讨。尤其对以下几个问题,研究者们更是各执已见。
是否参与了“诛杨密议”?
1856年9月发生的天京变乱,使太平天国革命力量遭受了重大损失。有的人认为,在这场内乱中,石达开的基本表现还是好的,这主要指他全家被害,自己只身脱险后,仍能以大局为重,率靖难之军,驰救宁国。但他事前却参与了和韦昌辉的“诛杨密议”,有不可推卸的罪责。主要根据是,李秀成在其《自述》中,对于天京变乱的起因作过这样的叙述:
杨秀清“逼天王到东王府封其万岁。北、翼两王不服,……翼与北密议,杀东一人,杀其兄弟三人,元清、辅清而已”。
李秀成自永安参军后,一直在石达开部下,很受器重,他对石也非常钦佩,断不会无中生有,李的这番话应是可信的。
持不同意见者则认为,“诛杨密议”根本不存在,李秀成的话是孤证,并不可信。主要理由是:
(1)从杨、韦、石相互关系看,韦、石之间很是一般,更看不到有过明显的勾结。相反,杨、石两人的关系一直较好。1853年九月,杨曾派石去安庆抚民,石推行了“按亩输钱米”的政策,得到杨的赞赏,并加以总结推广。石达开在安庆出告示时,明确提出要群众“敬王识主,实认东王”,对杨秀清很是敬重。
(2)从时间上看,1856年的上半年,石达开一直在江西、安徽前线,后来石转到天京周围,韦昌辉却离开了天京,两人没有共处过。当韦在天京变乱时,石正在湖北洪山督师;
(3)从事变发生后的态度看,当石达开“闻有内乱之信”,急忙赶回天京,想从中调解,并当面指责韦昌辉为何
“独不念金田起事,永安被围时乎”。
率部出走责任在谁?
石达开的率部出走,给太平天国革命事业带来了十分严重的后果,一种意见认为,责任主要在石达开。
(1)尽管石达开是被逼走的,但这公开分裂的第一步毕竟是石达开迈出的。如果他能像南王冯云山那样顾全大局,置个人安危于度外,像李秀成那样忍辱负重,分裂不是完全不可避免的;
(2)当洪秀全削去一洪王爵,用实际行动表示改正错误之后,曾多次向石达开发出求援呼吁,可石达开却斩杀来使,坐视不救。
另一种意见认为,责任主要在洪秀全和洪氏兄弟。石达开是在一片欢呼声中回到天京的,由于他在天京事变中的正确立场,有理由希望得到天王的信任。谁料,洪秀全对他却是“重重”生疑忌。重用既无才能,又无谋略的安、福两王对石加以掣肘,甚至使石达开连身家性命都不时受到威胁。石为了不使矛盾公开化,避免再次发生“天京悲剧”,才愤然率部出走。
怎样看待他的晚节?
1863年5、6月间,石达开所部被强敌围困在四川紫打地,并受大渡河所阻。六月十三日,投降被俘,旋遭杀戮。对此,一种意见认为,石达开为失败主义情绪所支配,悲观绝望,愿以一死为其部下求降乞生。他对敌人存有幻想,才带了五岁的儿子去敢营投降,结果是自入敌人的圈套。他的投降被俘,沾污了太平天国的旗帜。
另一种意见认为,石达开是受骗被俘,仍不失为一个有骨气、有节操的农民革命将领。石的主观意图是想以一已之生命保全三军之性命。根据是:
(1)石达开赴清营谈判之前,让自己的妻儿等七人投河自尽,表示了自己坚定的献身精神,并无丝毫贪生怕死;
(2)抵达敌营谈判时,石“长揖而坐”,毫无卑躬屈节之态,更无污蔑革命和自污、乞求活命之词;
(3)在成都刑场上受凌迟酷刑时,石达开面不改色,视死如归,还为同时受刑的宰辅曾仕和壮胆:
“何遂不能忍此须臾?”
表现出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大无畏气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