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渡河畔石达开投降是怕死吗？还是“舍命救三军”？
从1859年起，石达开率太平军将士孤军作战，曾辗转于湖南、广西、湖北，四川、云南、贵州等省。由于没有建立根据地，粮食、武器的补给经常发生困难，战斗力逐渐削弱，有部分将士返归天京，有的叛降。到1863年5月，石达开在四川大渡河畔又陷入困境，太平军受清军与土司的包围，虽几经殊死拼杀，仍无法冲出重围，石达开部伤亡惨重，只剩下7千余人，坚持一个多月，外无援兵，内无粮草，最后石达开下令战士放下兵器，自己带着5岁的儿子及几位主要助手入清营就降。
就此有人说石达开是在途穷路绝之际贪生怕死而投降。有的还引例为证，在《石达开自述》一文，不就写到：达开正欲投河自尽，因想真心投诚，或可侥幸免死。四川总督骆秉章在杀害石达开后上奏清廷的奏文也写到：洗马姑清营竖有“投诚免死”大旗，石达开携子及他的助手等才前往洗马姑求降的。以及石达开向清军乞降后还恳求清朝皇帝“宏施大度”，其目的不就都是为了贪生？
不少人持相反意见。认为石达开投降是“舍命救三军”，是为救残部而降，并非贪生怕死。他们指出《石达开自述》，是清朝地方官吏笔录的口供，难免在字里行间对翼王有意加以贬斥，而骆秉章的奏文目的是请功求赏，奏文就处处有自诩的色彩，靠这些明显褒扬自己、贬抑对方的文章作例证是靠不住的。
如果从石达开兵陷老鸦漩，前有河阻，后有迫兵，处于进退失据、战守俱穷的绝境
舌，写给清军四川总督骆秉章的一封信中所言：
“求荣而事二主，忠臣不为，舍命以全三军，义士必作”，
就明确表明心迹，石达开愿以自己的死为代价希望换取对方宽恕自己的部下，即
“宥我将士，请负诛戮，……则达一人可以自刎，三军饬以全安”。
后来石达开被解到成都，总督骆秉章审问他时，石达开仍然回答：我来乞死，兼力士卒请命。翼王携子就降，想用自己的死解救被困的将士的愿望根本不能实现，凶残的敌人怎能会发善心，他们在成都把石达开凌迟处死，把石达开数干部众在一个夜晚全部屠杀净尽，已枝遣散的也全被追杀，无一幸免。
另据曾参预对石达开“明正典刊”的四川市政使刘蓉给曾国藩弟弟曾国荃的一封信中所说，石达开临刑前“坚强之气，溢于颜面，而辞气不卑不亢，不作摇尾乞怜之语”，这也说明石达开不是贪生怕死之辈。
再者据当时统带团练参加堵截石达开的许亮儒所作《翼王石达开涐江被困死难记实》，其中讲到，石达开从地势险恶的紫打地突围来到老鸦漩，那里河面更宽，水势更险，无法强渡，石达开迫于无奈只得采纳宰辅曾仕和的建议：
搞假投降，借以麻痹敌方，寻找机会渡河夺粮，再进取成都和川西平原。由于四川布政使刘蓉亲自督阵，清军没有松怠，处处提防，石达开诈降计难以施成功， 自己倒成了清军的阶下囚，石达开悔恨不已，空留下千古遗恨。
石达开搞假降，经太平天国史专家的考证是有根据的。于是更多的人倾向于认为翼王自动入清营就降，原本是计谋，与屈膝求生是两码事，石达开33年短暂一生的最后年头仍没有失去英雄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