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达开已经定下进入四川的决策，何如还要在湖南宝庆鏖战大半年？
我在前天写过一篇《石达开“负气出走”时带走了多少人？都做了哪些拆台子的事呢》，辨清了石达开的出走并不是纯粹的“负气”，主要是避祸。这种避祸，又不是单一的撂挑子，其仍然以太平天国事业为重，出走是主动让出以天京中心的根据地，避免因“地盘”争端而造成内部矛盾激化。
基于这，我们就不难理解石达开1857年5月离开天京时，其所带走的队伍不过才数千人；而离开安庆，所带队伍也不过五六万人。
石达开离开安庆，主要是赴援江西、进军浙江。
1857年6月11日，清军总兵傅振邦攻占溧水，7月16日又陷句容，大兵云集镇江。江南大营钦差大臣和春、提督衔漳州镇总兵张国梁趁势率军向天京进逼。
这个时候的洪秀全火烧眉毛，急得跳脚，千方百计求好于石达开，希望石达开能念在旧情，拉老兄弟一把。
从咸丰七年闰五月初六日(1857年6月27日)安徽巡抚福济的奏报可以充分看到这一点：“据六安州练总肖成德禀缴所伙贼信，内有翼王私自出京誓不回去，并将来天京必定空虚等语，外抄伪诏数纸，亦以石逆遁去，金陵无人主持，令各伪官百计迎回，竟不复返，其情词惨迫，反覆不休。”
实际上，洪秀全也只是在需要救火时不断发动群臣向石达开求救，而当李秀成提出“仍重用于翼王，不用安福王”，他便立刻变脸，降诏革除了李秀成职爵，则石达开果真信了洪秀全的鬼话，重回天京，只能是自请屠刀、自投罗网。
因此，石达开“私自出京誓不回去”是实，但并不意味着就是要与太平天国决裂。
他针对敌我形势制订了战略措施，行使自己“电帅通军主将”的权力，调动陈玉成，洪仁常，洪春元，韦志俊，杨来清等人全部回护卫天京，自己则赴援江西，并攻略浙江，以打乱清廷部署，为天京城下的解围战创造战机，通过内外线协同作战以解天京之围。
安庆是长江上流军事重镇，只要安庆在太平军之手，清军就不敢轻举妄动。而从安庆进兵江西、浙江，就近拱卫天京，必然打乱清军的全局部署，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清方也一直担心太平军从安庆进兵江西、浙江。
安徽巡抚福济说：“江西乃石达开窜扰之方，党与甚多，一呼百应，且米粮充足，就近裹挟楚，广悍匪，足以横行。”
办理江西军务西安将军福兴也奏称道：“窃虑其不屑逞志于江南，必图肆虐于皖南。”
接下来的事实也证明，“自达开之从安庆出师也，所至声势震荡，满清援浙，援闽，防蜀诸役，辄以湘军主帅曾国藩御之”。
石达开进军赣浙，牵动清军大局，使曾国藩等疲于奔命，大大减轻了天京压力。陈玉成、李秀成得以从容击破江南大营，稳定了太平天国危局。
实际上，曾国藩以“丁父忧”回籍守制后，清廷对其疑忌极深，本来就想将之雪藏，不想让其再掌兵权，天京事变和石达开出走这两场变故，更使清廷坚定了这种想法，但石达开在赣浙的攻略，清军部署被全盘打乱，被指派赴浙主持军务的钦差大臣和春又胆怯不能成行，才不得不起复曾国藩。
话说回来，虽然我们从德兴阿给咸丰帝的奏片中可知石达开进兵江西、浙江的军事行动是得到洪秀全的批准的，即两人间的君臣关系还在，但洪秀全是不能容忍石达开这种半独立状态的存在的，在天京局势暂时稳定之后，另委杨辅清为中军主将，从事实上免掉了石达开通军主将的职务，并且通过拉拢杨辅清，从背后搞小动作，使石达开失去后方依托，迫使石达开万里远征，从此与太平天国的政治中心天京越行越远。
石达开从浙江撤离，一则因为江西建昌、宁都地区流行瘟疫，二则杨辅清已由福建撤入江西，为不在江西与之造成不必要的摩擦，因此由赣入闽，连续攻克了政和，崇安，建阳，泰宁，建宁，宁化，汀州等府县。
可惜的是，这些地方土地贫瘠，又逢灾荒，粮草供应困难，士兵又水土不服，以曾国藩的话来说，是“贼之死于无食，死于地气者，动以千计，沿途狼藉”，无法建立根据地。
1858年冬，杨辅清部在景德镇与清军鏖兵，战事吃紧，写信邀石达开入援。
注意，杨辅清是从石达开的部下脱离出来的——杨辅清当日的突然脱离，导致石达开开辟浙闽根据地的设想泡汤，且杨辅清被洪秀全封为中军主将，其实就是取代石达开的“通军主将”。如果石达开是个心胸狭窄的人，肯定会对杨辅清的求救嗤之以鼻、置之不理。
但石达开接信后，立刻分兵三路入赣，连克江西瑞金、连城、南安、崇义、信丰，牵制清军，随后又进攻赣州，准备从赣州北上，收复吉安，临江，与杨辅清部共谋收复九江。
为此，骆秉章在给咸丰帝的奏片中惊呼：“石逆在南安时，景德贼（指杨辅清）嘱其由赣吉取道北窜，与之合势，以窜皖鄂，石逆复称须由南安窜湖南，下趋鄂省，以取上游之势。此书为江西乐平绅团搜获，其蓄谋之狡毒如此。”
石达开是想与杨辅清部联合收复江西，但杨辅清虽在景德镇一度占据了优势，但终究乏力挺进湖口九江，遂又改变了策略，致书杨辅清，谓“须由南安窜湖南，下趋鄂省，以取上游之势”。
“由南安窜湖南，下趋鄂省，以取上游之势”的战略构想，是石达开于1858年除夕大会所部诸将作出的决策，拟由两湖之地进取四川，史称“南安决策”。
1859年春节过后，石达开长驱入湘，在湖南腹地发动“宝庆会战”。
宝庆即今邵阳市，与娄底市毗邻，是湖南中部腹地重镇，虽说战略位置重要，属兵家必争之地，但石达开既然已经准备入川开辟根据地，就应该继续贯彻此前“电骤飓驰，昼夜奔蹿”的灵活机动战法，抓紧时间，抢在湘军尚未回师、四川方面来不及作出反应前一举定蜀。
但是，石达开却在宝庆展开了旷日持久的鏖战。
究其原因，石达开还是牵挂着天京方面的事业。
朱偕汉先生在《石达开在南安究竟作出了怎样的决策》一文中分析说：“湘军倾巢东犯安庆，远离后方，暴露了湘军在补员、给养方面的困难。也造成了湘军将士对太平军突袭湖南畏惧。倘若太平军避实就虚，迂回赣南湘南，进攻湖南腹地，从而推向湖北，必将动摇湘军军心，迫使湘军回救湖南。这不仅可解安庆之围，且太平军也可再造高屋建瓴之势。很可能石达开就是根据对形势的这一判断，决定第四次进兵湖广的。”
可见，石达开大举攻打宝庆，更多的是从解安庆围困的考量出发。
实际上，对石达开而言，只要拿下宝庆，他就可以掌握战场的主动权，既可以以宝庆为据点，取上游之势，回师湖北，也可以从宝庆入川。如果兵力充足，甚至可以兵分两路，一路入湖北，与江西、安徽的太平军两线夹击，收复武汉三镇；另一路入川，抢夺“天府之国”，建立新的根据地。而进军四川的战略目标实现，不但能分散敌人兵力，还能团结西南各路义军，并争取上游有利地位，从根本上改变全国反清的战略形势。
即石达开的谋蜀战略，是一个既顾天京，又谋全局的高瞻远瞩的主张，并非单纯的“独树一帜”“自立一国”。
也就是说，出走天京后的第三年，石达开还念念不忘太平天国天京方面的事业。
宝庆会战从1859年2月打响，石达开“自江西南安府率大众趋宝庆，号称二十万”分两路进围宝庆：一路从西路侧攻宝庆，由傅忠信、喻子和率领，从新宁、武冈，间道趋宝庆；陈亨容走道州，绕道广西入新宁、武冈；赖裕新由道州、永州边境攻东安进逼宝庆。另一路由石达开亲自统率，从东南方直逼宝庆。
5月 24日，石达开诸路大军均冲破清军拦阻，并于6月下旬先后到达宝庆外围，立即从西、南、东南三面环城依山遍扎营垒，控制城北及东北路交通线。
值得一提的是，宝庆会战打得热火朝天之际，石达开听说洪仁被委任主理国事，还在百忙之中遣使团道贺，并且提出今后一切上给天王的奏章均由请干王代转。即他的心里还牵挂着天京的兄弟，注意着天京方面的一举一动。
7月初，石达开倾其所有，发起围攻宝庆之役，历时3个月，令清廷朝野震惊。
在古代战争中，攻打防御坚固的城池，无论多牛掰的名将，都会感到极其头疼。在爆破力巨大的炸药应用到攻城以前，中国军队攻击城池的手段十分有限。无数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都发生在野战战场，一旦敌人缩入城池当乌龟，即令孙吴白韩再生，也只能望城空叹。遥想诸葛武侯妙计层出不穷，但遇上了司马懿深壕壁垒，也只得哀叹“悠悠苍天，曷此其极！”唐太宗李世民仅用三千五百骑兵就能打垮窦建德十万大军，但要取坚城洛阳，也只能采用围困断粮的笨办法逼迫王世充出城投降。从春秋战国到晚清，只有守城名将、野战名将，没有攻城名将。谁也没有攻城必克的绝活，所谓的摧城拔寨，多是以大军压境，兵威恫吓，逼使守城主将出逃或出降，或施诡计诱引守军以在城外歼灭。遇上了意志坚决、油盐不进的守将，那就只有围困一途，围到城中弹尽粮绝，意志崩溃为止。
石达开在湖南是客军，缺少后方支援，不可能实施“长围”，在宝庆城下停留时间过长，未免师老兵疲，为求保存实力，不得不撤入广西休整。
宝庆会战虽以失败告终，但对全局产生的重大影响是不容抹杀的。
原本，曾国藩、胡林翼正在黄州筹备三路进剿安庆，却因宝庆会战不得不改援宝庆，致使会剿安庆之战推迟了一年多。
还有，曾国藩“本拟调萧启江一军从浮梁”夹击驻守在景德镇的杨辅清部，也因石达开进军湖南造成“彬桂告陷”，被迫调萧启江军“回援湖南”。
胡林翼“当湘事之告急也……仅领余兵二千人入黄州城守，盖兵将已全赴湘中”，导致了黄州后来落入陈玉成手中。
天京战场上，太平军江浦守将薛之元叛变，叛将李昭寿进陷浦口，李秀成左支右绌，危机四伏。清咸丰帝又转谕官文、胡林翼，命湘军水陆分攻舒、桐、庐州、安庆，以牵制陈玉成，形势极度危急。
是石达开在湖南发动的会战打乱了官文、胡林翼等人的部署。以官文、胡林翼的奏复原话来说，是“因石达开进入湖南，先后调去水师四营，陆师四营，马队二百，备多力分。设宝庆兵力不敷，则岳、鄂同时震动。”
可以说，从牵制清军的数量、质量，以及对全局的影响来看，宝庆会战不失为太平天国运动中一场大规模的战役。
即从1857年5月离京到1859年8月宝庆会战结束前，石达开一直是反清斗争中的主导人物，其所开辟的浙、闽、赣、湘战场，都是太平天国反清的主战场。
关于宝庆会战对全局而言的战略意义，王国平在《1859年宝庆战役研究》中有总结：“1859年初，翼王石达开提师十万众，直捣湘军老巢湖南，发起了宝庆战役，这次战役以石达开军的失败告终而令人惋惜，但是宝庆战役的影响波及江西，湖北，安徽和天京及其外围，打乱或牵制了湘，楚军的军事行动，支援了长江中下游主战场上的太平军，有者牵一发而动全局的战略重要性，不失为太平天国战争史上的重要一页。”
数十年后四川总督赵尔丰感慨石达开出走后“与金陵贼巢隐为声援”作用，称：“石逆素称骁悍，金陵老巢得久负隅，全恃石逆之善布远势，牵制官军。自石逆伏诛，金陵失一重大外援，官军乃得一意围攻金陵，江南军务遂以肃清。”即天京得以存在，主要得益于石达开“善布远势，牵制官军”，石达开败亡，即“江南军务遂以肃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