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如果不从天京出走，那他还有什么更好的选择？
“天京事变”是太平天国运动由盛到衰的转折点。
在这场事变中，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及燕王秦日纲先后被杀，一同丧生的共有二万人，包括以上三王的家属、翼王石达开的家属。
事变平息后，石达开忍辱负重，回京辅政。
但洪秀全忌恨石达开的威望，处处设防，从上层逐步夺去石达开权力，时有阴图戕害之意。
石达开既不愿消极待毙，又不愿犯上作乱、自成天国之主，最终作出了离京远征、另开新局的第三种选择。
最初的入浙、入闽计划，石达开考量最多的是自己必须让出以天京中心的根据地，避免因为“地盘”争端造成内部矛盾激化，就在临近的浙闽地区建立长期根据地，开辟第二战场，与天京势成犄角。
1858年4月15日，石达开放弃了自己经营多年的大本营安庆，倾巢出动，攻克浙江江山县，进围衢州，仅用两个多月时间，就攻克十二个府县，势力覆盖衢州，严州，金华，处州四府。
基本在一时间，跟随石达开作战的杨辅清率部挥师福建；两地太平军声气相通互为应援。
如果按这个形势发展，石达开的战略计划将得到全面实施。
但是，石达开入浙之前留余子安镇守的江西抚州、建昌的失守，后方丧失，不得不放弃了图浙计划，向福建撤军。
而在福建的杨辅清接受了洪秀全的收买，在石达开入闽前先一步撤走，终使石达开“东进浙闽”战略前功尽弃。
对洪秀全而言，石达开即使把天京城和安庆都让出来还是远远不够的，他还担心石达开在浙闽站稳脚跟后会对自己形成威胁，最终逼得石达开把发展的方向锁定在四川。
为什么是四川呢？
四川位居上江上游，自古以来，凡在南京建都者，无不视割据四川者为心腹大患。
即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即南京），要从长久计，太平军必须要控制四川。
可以想象，石达开如果拿下四川，正好与下游天京遥相呼应，全国局面将大不相同。
最主要的是，四川号称“天府之国”，太平军主要活动地区在长江中下游，太平军占领了南京，两江、两湖之地战火连天，清政府财政三分之一已经丢失，清朝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只好把富庶的四川定为协济省，尽量利用四川的人力物力财力接济战区各省。
可以说，如果石达开进军四川的战略目标实现，不但能分散敌人兵力，还能团结西南各路义军，并争取上游有利地位，与下游的天京遥相呼应，即可从根本上改变全国反清的战略形势。
可见，石达开的谋蜀战略，是一个既顾天京，又谋全局的高瞻远瞩的主张，并非单纯的“独树一帜”“自立一国”。
但是，石达开并未抓紧时间，抢在湘军尚未回师、四川方面来不及作出反应前一举定蜀，而是长驱入湘，在湖南腹地发动了旷日持久的“宝庆会战”。
这样做的原因，是湘军倾巢东犯安庆，而安庆是天京上游的唯一屏障，石达开牵挂着天京方面的事业，为减轻安庆方面的压力，毅然发动了这场战役。
而且，石达开认为，如果能拿下宝庆，就可以掌握战场的主动权，即以宝庆为据点，取上游之势，回师湖北，也可以从宝庆入川。如果兵力充足，甚至可以兵分两路，一路入湖北，与江西、安徽的太平军两线夹击，收复武汉三镇；另一路入川，抢夺“天府之国”，建立新的根据地。
但是，攻城战是古代战争中最容易演变为持久战的战争，耗时耗力，而且不容易奏捷。
鏖战从1859年2月打响，到该年8月宝庆会战结束，石达开师老兵疲、久攻不下，且得不到洪秀全方面的策应，最终功败垂成，撤返广西。
虽说宝庆会战以石达开的失败告终，但对全局而言，其战略意义还是非常巨大的。
王国平在《1859年宝庆战役研究》中有总结：“1859年初，翼王石达开提师十万众，直捣湘军老巢湖南，发起了宝庆战役，这次战役以石达开军的失败告终而令人惋惜，但是宝庆战役的影响波及江西，湖北，安徽和天京及其外围，打乱或牵制了湘，楚军的军事行动，支援了长江中下游主战场上的太平军，有者牵一发而动全局的战略重要性，不失为太平天国战争史上的重要一页。”
数十年后，四川总督赵尔丰感慨石达开出走后“与金陵贼巢隐为声援”作用，称：“石逆素称骁悍，金陵老巢得久负隅，全恃石逆之善布远势，牵制官军。自石逆伏诛，金陵失一重大外援，官军乃得一意围攻金陵，江南军务遂以肃清。”即天京得以存在，主要得益于石达开“善布远势，牵制官军”，石达开败亡，即“江南军务遂以肃清”。
必须澄清的一个事实是，广西民风剽悍，又是太平天国发肇之所，当然是石达开汲取兵源的最佳基地，但广西民穷地困，不宜开展王图大业，石达开也从未想过在广西发展。
石达驻留广西达两年之久，光在庆远，就驻扎了八个月，所做的事是“筑连营二百里”，“逐日操练士卒”，并没经历太大的战事
庆远遭遇天灾，军粮供应不上，部队分散就食。
这样，一直拖延到 1861年10月，石达开大军才开始动身挺进湖南，长袭四川。
补一句，石达开离京后一直都把自己的行动和计划以奏章的形式上报天王，而自洪仁奉命主政，石达开就请他代转。即石达开进取四川事，天京方面是完全知晓的。1860年6月，五位苏州传教士在苏州访问时，就从忠王部将的口中得知石达开正在准备攻打四川的事。
但是，战场局势，千变万化，战机稍纵必逝。
原本应该在1858年实施的放入川计划，拖延到了1861年，四川局势已经有了很大变化。
四川原本是清朝统治区中军政势力比较弱的省份，咸丰朝，四川总督平均每年一换，其中有多位未到任，而由成都将军临时代理。最高军政长官经常空缺，兵力空虚，基层地方官员昏庸无能。滇南，黔，陕等地反清力量空前壮大，其中李蓝义军入四川后迅速膨胀到几十万人，席卷半省，川军“疲玩已久，毫不足恃”。若石达开部能在两年前入川，则夺取整个四川绝非痴人说梦。
但清廷侦知石达开有窥蜀意图，已遣骆秉章入川布防，又调湘军入援。骆秉章到任，剿抚相济，恩威并施，很快就扑灭了李蓝起义军主力，沿长江北岸布防，严阵以待。
石达开这一去，其实是自投罗网了。
最后补充一句：石达开乃是天生名将，其战术战略思想远不是今天坐在电脑前摇头晃脑、唾沫横飞的键盘侠所能比的，今人有比他高明的地方，不过多是“事后诸葛亮”而已。
以“事后诸葛亮”的眼光看，石达开的谋棋布局，着着皆精，唯一遗憾的，就是不应该太为天京着想，打了一个旷日持久的宝庆会战，延误了入川时间，既失支了川中李蓝等起义军的接应，又提供给了清军以充足的时间，让他们好整以暇。
一代名王，饮恨大渡河，惜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