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庆历新政的背景
庆历新政（1043年-1045年）是庆历年间北宋仁宗授命范仲淹进行的一项政治改革。但因限制大官僚大地主特权，实行时遇到强烈反对和阻挠，最终失败。
此次新政改革了吏治，提高了庆历年间的行政效率，改善了北宋的政治腐败。但减弱了吏治能力，使得北宋的社会问题更加严峻；同时，间接导致了王安石变法失败。
积贫积弱
北宋立国后，为了维护中央集权、防止地方割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政治上，于内庭设“中书门下”(政事堂)，由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掌管民政权，为限制宰相权力，增设副宰相“参知政事”。
军事上，废除统领禁军大权的殿前都点检，增设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由“三帅”分别统领禁军，为限制三帅的权力过大，又在中央设枢密院，掌控调兵权。
财政上，设置三司(盐铁、度支、户部)，三司使由皇帝亲信担任，掌控财政大权。
为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官员的权力，实行一职多官，同时由于大兴科举、采用恩荫制、奉行“恩逮于百官唯恐其不足”的笼络政策，导致官员多贪恋权位，行政效率低下官僚机构庞大而臃肿，各级官员缺乏进取心，“冗员”问题突出。
为稳定社会秩序，抵御北方民族的南侵，宋初实行守内虚外策略，奉行“养兵”之策，废除府兵制，改为招募。
至仁宗时，总人数已达140万，形成了庞大的军事体系，养兵的费用，竟达到全部赋税收入的十分之七八；同时为了防止武将专权，在军队中实行“更戍法”，使得兵将不相习，兵士虽多但不精，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对外作战时处于不利地位，从而形成“冗兵”。
军队、官员的激增导致财政开支的增加，使得本就拮据的政府财政更加入不敷出。同时，在对西夏和辽的战争中，宋代统治者也常常付出大量金银和布匹，以金钱财富买得一时平安，再加上统治者大兴土木、修建寺观等，形成了“冗费”。
三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最终形成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
内忧外患
北宋王朝自建立到宋仁宗庆历年，在经济增长的同时，社会危机也在发展。
宋代建国后，不但不抑制兼并，而且纵容功臣、大将们兼并土地。土地买卖与典卖相当普遍，土地集中的趋势加速，农民失去土地的数字在增加，“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有力者无田可种，有田者无力可耕”。
宋代人民的负担很沉重。全国的居民有主户和客户之分。纳税户除按规定的数量纳税，还有“支移”和“折变”等负担。在两税之外，还有丁口赋、各种杂变之税、徭役和差役。这是赋税之外的又一项沉重的负担。
993年，王小波在四川发动起义，12月，李顺在成都建立“大蜀”政权，沉重打击了宋朝政府。咸平三年(1000年)，王均的起义又爆发了。
同时，外敌的侵扰给北宋政权带来巨大的生存压力。
北宋建国以后，就与东北边境的契丹族和西北边境的党项族连年发生战争，由于北宋政治腐败和军队软弱涣散，虽然耗费了巨额的财力和人力，但每每以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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