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末年为何没能建立起汉族政权？
南明政权的内部纷争一直伴随着各南明政权的始终。弘光政权从其成立之始，就一直被内部官僚的严重冲突所困扰。朝廷内部异常腐败。皇帝“深居禁中，惟渔幼女，饮火酒，杂伶官演劝为乐。”马士英当国结党营私，浊乱国是。弘光小朝廷不仅没有实行减轻赋税的诺言，反而勒派军饷，增国盐、酒等税，加重人民负担，甚至公开标价卖官，贿赂公行。当时就有民谣讽刺说:“中书随地有，都督满街走，监纪多如羊，职方贱如狗，荫起千年尘，拔贡一呈首，扫尽江南钱，填塞马家口。”
南明疆域图
离京南下官员中多为“东林”、“复社”分子，把持当时南明弘光政权的马士英、阮大铖辈为了能独当朝政，在党争中取得胜利，打击对手东林党的官员，严令禁止北来的官员进入南京，并且还以“从逆”罪名追究曾经投降“闯贼”的北来官绅。史可法曾对北来所谓“从逆”官员给予戴罪立功的机会，但没有成为主流意见。南明的这种政策使相当一部分官绅不得不另寻出路，最终倒向了清朝的怀抱。
马士英
与南明政权对曾经降闯政权的前明官员严厉处分态度相反，清朝则竭尽所能拉拢各类在京的前明官员，并且不分闯阉，只要投顺，一概予以重用。清朝的灵活政策使许多原与起义军有关系而形势变化后欲投向弘光政权的人，转而投降清廷，使清廷的力量壮大。此外，清廷还尽力为一些自视清高或受传统忠君意识较强官员的解除心理障碍，在对他们尤加礼遇的同时，并反复重申“复尔君父之仇”，这种强调这既为自己的政权提供合法性理论依据，也对解除一些官员的顾虑具有重要意义使他们在入仕新朝时具有安全感和归属感。
另外，南明政权的抗清斗争并不十分坚决。在清保官保爵的投降政策诱大事惑之下，许多南明官吏纷纷降清。清军至南京“城内官民迎降，其沿途来归者.兴平伯高杰之子高元照……等二十三员，监军道张健、柯起凤二员，副将四十七员，参将游击共八十六员，马步兵共二十三万八千三百。”
清朝疆域图
如果南明君臣能上下一心，重振旗鼓的希望是很大的;即使不能恢复中原，至少也可如东晋、南宋一般留住半壁江山，维持一个偏安的局面。在这种形势下，不少遗民寄望于抗清复明。但是，弘光朝内始终没有形成一个可以有效运行的政治、军事核心，能承担续绝存亡之任:这个被汉族士民寄予了无限希望的政权覆亡于短短的一年之间。此后，政治混乱在继起的几个南明朝廷中延续下来。无论是监国浙东的鲁王，还是登基闽中的隆武帝，或者播迁于两广、云南、缅甸的永历帝，都未能掌握实权，其胆识、心胸与才能且不足以拨乱反治。追随南明政权，从事抗清活动的明遗民遭遇了各种尴尬，经历了各种痛苦的心灵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