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为什么灭亡 蜀汉为什么是三国中最早亡国的？
蜀汉是汉室子孙刘备于公元221年建立的政权，也是三国中最早亡国的。那么蜀汉为什么会灭亡，且它为何是三个政权中最早被消灭的？
蜀汉灭亡
蜀汉后期，姜维的北伐使得蜀汉国力耗损巨大，宦官黄皓、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老臣张翼都开始反对姜维北伐，姜维感到压力巨大，不敢回成都，就在沓中屯田，储备军资，继续打算北伐。而另一方面，诸葛瞻等人也想除去黄皓，但因刘禅十分宠信黄皓而无能为力。
公元263年（景耀六年），姜维得到钟会治兵关中的消息，上表刘禅调遣张翼、廖化驻守险要，但黄皓听信鬼神之说，告诉刘禅敌人不会来，蜀汉大臣也不知道此事，直到魏军五路伐蜀，攻入汉中，刘禅才派张翼、廖化等人前去救援，但为时已晚。姜维将钟会大军阻挡在剑阁，却没想到邓艾从景谷道偷渡，进兵至绵竹，杀败诸葛瞻，刘禅一方面掉阎宇支援成都，一方面召集大臣商议。谯周力排众议，劝刘禅投降。
而姜维接到刘禅的敕令后，试图借钟会之手复国，但是计划泄漏，姜维、邓艾、钟会全部被杀，自此，蜀汉彻底灭亡。
蜀汉为何灭亡
刘备死后，诸葛亮以丞相之职开府治事，掌握蜀汉军政大权，“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诸葛亮对接班人的选择和培养直接关系到蜀汉政权的存亡盛衰。
诸葛亮选择接班人，主要在于人才的选择，而蜀汉王朝在人才方面则受到地域条件的制约。蜀汉偏居西南一隅，人才匮乏，正如习凿齿所说“蜀僻陋一方，才少上国”。究其原因，乃是刘备于汉末诸侯割据混战之初屡战屡败，一直无法建立基业，直至赤壁之战占据荆州后才稳定下来，后虽进据益州，并从曹操手中夺取汉中，奠定蜀汉政权的基础。但早在赤壁之战前，中原人才已几乎尽归曹操，江东的孙氏兄弟也招揽了相当一部分人才，刘备所能任用的，除了在起兵之初就跟随自己的关、张、糜竺等人之外，只有荆、益二州之士。王夫之说“曹操又能用人而尽其才，人争归之，蜀所得收罗以为己用者，江、湘、巴、蜀之士耳”，指的就是这种状况。后来，关羽失荆州、夷陵之战刘备大败，关羽、张飞、马良等身亡，黄权降魏，法正、黄忠、马超等智士大将病故，故蜀汉政权蒙受了严重的人才损失。诸葛亮秉政以后，受客观条件制约，其选择接班人的余地并不是很大。人才数量少，而且质量也远不如曹魏和东吴。“楚之士清，蜀之士躁，虽若费祎、蒋琬之誉动当时，而能如钟繇、杜畿、崔琰、陈群、高柔、贾逵、陈矫者，亡有也”。王夫之的这番评论虽有夸大之嫌，但基本上能真实地反映蜀汉与曹魏的人才状况。此外，诸葛亮选择接班人，除了注重个人才德之外，在策略方面与其治蜀的思路是一致的，即以荆州集团为中心，联合东州集团，对益州集团则采用两手策略，即笼络与打击并用之。
刘备占领益州之后，其统治集团内部除了起兵之初跟随他的心腹旧部外，主要存在三个派别，即荆州集团，益州旧有的东州集团和益州集团。荆州集团以诸葛亮为首，主要包括刘备在荆州时加入其集团的荆州人士；东州集团以法正、李严为首，是刘焉、刘璋父子在益州维持其统治的政治基础和军事保障；益州土著集团则由益州本地的地主构成，以黄权为代表。早在刘焉父子统治时期，东州集团与益州集团之间矛盾就已经激化。《三国志·刘璋传》注引《英雄记》记载:“南阳、三辅人流入益州数万家，收以为兵，名曰东州兵。璋性宽柔，无威略，东州人侵暴旧民，璋不能禁，政令多阙，益州颇怨。”由于益州地处偏远，交通不便，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与中原地区、甚至荆州、江东地区相比，均相对落后；在军事上，益州集团也无法与东州集团相抗衡，一直处于劣势地位。
刘备入益州之后，东州和益州集团在对待新政权的态度上不尽相同。东州集团中大部分为荆州人士，如李严、董和、费祎等，因此东州集团同荆州集团有一种地域性的内在联系，对荆州人士占多数的刘备集团采取积极合作的态度。益州土著地主由于其本身未形成统一的强势集团，故对刘备集团存在两种态度，一部分人意欲依靠新的外来势力推翻东州集团，取得政治上的优势地位；而相当一部分人对于新入主的刘备集团则持有较强的对立情绪。
诸葛亮是荆州集团的首脑，其用人有明显的地域性的倾向，他选择接班人主要集中在荆州集团以及东州集团中的荆州人士，而益州集团中的马忠、张嶷等人，虽才华出众，却得不到诸葛亮的重用。刘备夷陵惨败后，黄权被阻隔在江北，不得已而降魏，而马忠此时却及时给刘备送来5000精兵。刘备极为欣赏马忠的才华，不由感叹道:“虽亡黄权，复得狐笃，此为世不乏贤也。”刘备将马忠比作益州集团的杰出人物黄权，足见其才能出众。后主时，马忠在平定南中叛乱后，以政治手腕代替军事行动，治理少数民族地区，“威恩并立，是以蛮夷畏而爱之”，南中地区出现了长时间的稳定局面。马忠在治理南中的过程中表现出了过人的政治军事才能，虽然马忠也曾短时间出任丞相参军，但是终诸葛亮之世，其一直无法参与到中央政权之中。与马忠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荆州集团的马谡。马谡为襄阳大族出身，“才器过人，好论军计”，其兄马良与诸葛亮关系非同一般，诸葛亮对马谡也是“深加器异”。刘备临终时曾告诫诸葛亮:“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但诸葛亮“犹谓不然，以谡为参军”，马谡给诸葛亮信中则声称“明公视谡犹子，谡视明公犹父”。很显然，由于马谡与诸葛亮的亲密关系，诸葛亮已经将其作为自己的接班人培养，“每引见谈论，自昼达夜”，足见其对马谡的信任。建兴三年（公元225年）诸葛亮平定南中，即是采纳了马谡“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建议，结果不仅平定叛乱，且“终亮之世，南方不敢复反”。建兴六年（公元228年），诸葛亮第一次北伐，他违背众人意见，不用“宿将”魏延、吴壹等人，而任命并无实战经验的马谡作先锋，结果马谡犯了严重的战略错误，“依阻南山，不下据城”，被曹魏名将张郃“绝其汲道，击，大破之”。应该说，马谡有一定的才能，作为军师、参谋堪当其任，但不是将帅之才，更不是诸葛亮接班人的合适人选，但诸葛亮因为与马氏兄弟的良好关系，不顾刘备临终之劝诫，对马谡盲目信任，最终导致街亭大败，第一次北伐失利。
必须指出的是，虽然诸葛亮误用了马谡，但并不能就此证明荆州集团中皆是“浮华”之徒，没有人能够堪当大任。事实上，诸葛亮培养、考察接班人还是具有一定战略眼光的。他并不是把希望和重任都寄托在马谡一人身上，而且，荆州集团、东州集团，包括曹魏降将在内，都不乏才智出众之士。在诸葛亮不断关注和精心培养下，蒋琬、费祎、姜维等人脱颖而出，在政治、军事舞台上崭露头角。诸葛亮临终前，后主刘禅对于蜀汉王朝的最高军政长官的任命不敢擅作主张，派人千里迢迢地从成都赶赴陕西岐山五丈原军中，询问诸葛亮的意见。《三国志·杨戏传》注引《益部耆旧杂记》有如下记载:
诸葛亮于武功病笃，后主遣（李）福省事，遂因咨以国家大计。福往具宣圣旨，听亮所言。至别去数日，忽驰思未尽其意，遂却骑驰还见亮，亮谓福曰:“孤知君还意，近日言语，虽弥日有所不尽，更来一决耳。君所问者，公琰其宜也”。福谢:“前实失不咨请公，如公百年后，谁可任大事者？故辄还耳。乞复请，蒋琬之后，谁可任者？”亮曰:“文伟可以继之。”又问其次，亮不答。福还，奉使称旨。
诸葛亮死后，刘禅完全遵照了诸葛亮的遗命，“亮卒，以（蒋）琬为尚书令，俄而加行都护，假节，领益州刺史，迁大将军，录尚书事”；蒋琬死后，又以费祎为大将军，录尚书事，执掌军政大权。费袆之后，掌握蜀汉军权的是大将军姜维。姜维是诸葛亮在第一次北伐时收降的“凉州上士”，其是诸葛亮精心培养的军事接班人。陈寿著《三国志》，将上述三人共列一传；诸葛亮之后，蜀汉王朝不置丞相一职，而裴松之与干宝称此三人为“蜀相”，足见诸葛亮接班人对于蜀汉政权的重要意义。以下，我们对这三位“蜀相”的事功分别作一评述。
蒋琬、费祎执政时期的蜀汉政权
蒋琬，零陵人，弱冠时已经知名于世，“以州书佐随先主入蜀，除广都长”，属于荆州集团内部的青年才俊，诸葛亮对其格外器重。《三国志·蒋琬传》有这样一段记载:
先主尝因游观奄至广都，见琬众事不理，时又沈醉，先主大怒，将加罪戮。军师将军诸葛亮请曰:“蒋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以脩饰为先，原主公重加察之。”先主雅敬亮，乃不加罪，仓卒但免官而已。
蒋琬治理一县，因不理事而被罢官，与庞统任耒阳令不治被免有异曲同工之妙，而诸葛亮对其的器重与庇护从中也可见一斑。诸葛亮开府治事后，即任命其为东曹掾，举茂才，蒋琬辞让，诸葛亮教答曰:“思惟背亲舍德，以殄百姓，众人既不隐於心，实又使远近不解其义，是以君宜显其功举，以明此选之清重也。”可见诸葛亮对蒋琬才能的肯定与信任。
诸葛亮连年北伐，蒋琬留守后方，“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给”。诸葛亮每与人语，便称赞说:“公琰托志忠雅，当与吾共赞王业者也”，并且秘密奏表后主:“臣若不幸，后事宜付蒋琬”。可以看出，诸葛亮已将蒋琬视为自己的第一接班人。蒋琬之所以为诸葛亮所看重，除了自身所展现的杰出政治才能之外，其属于荆州集团青年才俊这一身份也是重要因素。同一时期的荆州集团青年人才之中，马谡兵败身亡，向宠虽然军事才能突出，但政治方面没有可以称道的地方，而作为诸葛亮的接班人，政治才能突出是必需的，其余董厥、郭攸之、樊建等人，才能平平，因此，蒋琬便成为诸葛亮接班人的第一人选。
诸葛亮去世后，蒋琬“为尚书令，俄而加行都护，假节，领益州刺史，迁大将军，录尚书事，封安阳亭侯”，后来又开府治事，升为大司马，执掌了蜀汉军政大权。诸葛亮新亡，蜀汉王朝面临严重危机，“远近危悚”，蒋琬“出类拔萃，处群僚之右，既无戚容，又无喜色，神守举止，有如平日，由是众望渐服”，挽救了蜀汉王朝的一场危机。需要指出的是，蒋琬并非单独执政，而是逐渐让渡了一部分权力给诸葛亮指定的另外一位接班人费祎。
费祎，江夏人，年轻时随族父伯仁“游学入蜀”，与蒋琬一样，也是成名较早的青年才俊。刘备立太子，费祎因为才学名气，遂“为舍人，迁庶子”，后主刘禅继位后，任黄门侍郎。费祎的才能也被诸葛亮看重，据《三国志·费祎传》载:“丞相亮南征还，群僚於数十里逢迎，年位多在祎右，而亮特命祎同载，由是众人莫不易观。”诸葛亮如此做法，除了有其对费祎才学的赞赏之外，也看中了费祎是东州集团中荆州籍青年才俊这一点。
费祎政治才华真正展现是在出使东吴时。诸葛亮南征归来后，“以祎为昭信校尉使吴。孙权性既滑稽，嘲啁无方，诸葛恪、羊衜等才博果辩，论难锋至，祎辞顺义笃，据理以答，终不能屈。”“孙权每别酌好酒以饮祎，视其已醉，然后问以国事，并论当世之务，辞难累至。祎辄辞以醉，退而撰次所问，事事条答，无所遗失。”费祎所展现的才华令孙权为之折服，并称“君天下淑德，必当股肱蜀朝，恐不能数来也。”诸葛亮北伐时，请费祎为参军，“以奉使称旨，频烦至吴”。这其中除了费祎本人的杰出才能之外，也表现了诸葛亮的知人善用。
诸葛亮临终时，指定了蒋琬和费祎这两位荆州与东州集团的青年才俊作为接班人，符合蜀汉政权内部荆州、东州二集团联合的原则，而先荆州蒋琬、后东州费祎的安排，反映了在蜀汉政权内部居于主导地位的荆州集团的需求，而荆州集团的代表者又是诸葛亮本人。所以说，诸葛亮如此安排是以本集团的利益为出发点，同时也兼顾了东州集团的利益，两集团联合压制本土的益州集团，有力地维护了蜀汉政权的稳定。诸葛亮死后，蒋琬执掌蜀汉军政大权，先任尚书令，后任大将军，费祎继蒋琬为尚书令。尚书令在后汉三国时对君主负责，总揽一切政令，后来更是相当于丞相之任。由费祎出任尚书令实际上是分割了内政上的部分权力，由蒋琬执政、费祎辅政，协调了荆州与东州两大集团的利益关系。
蒋琬、费祎执掌蜀汉政权期间，内政方面延续诸葛亮的做法，军事方面则汲取了诸葛亮连年北伐，“空劳师旅”、“西土苦其役调”的教训，而是采取了闭关固守、休养生息的方针，暂时中止了攻伐曹魏。但“兴复汉室”毕竟是蜀汉王朝的基本国策，蒋琬也不能完全加以改变。延熙元年，后主下诏曰:“寇难未弭，曹睿骄凶……君其治严，总帅诸军屯住汉中”，命蒋琬待机北伐。
蒋琬“以为昔诸葛亮数闚秦川，道险运艰，竟不能克，不若乘水东下。乃多作舟船，欲由汉，沔袭魏兴、上庸”。如此做是为了克服诸葛亮北伐时的运输困难，效仿刘备平定汉中时的做法，攻打曹魏东三郡。虽然后来由于蒋琬病逝未能真正施行，但此举不仅招致了包括费祎、姜维在内的蜀汉大臣的反对，认为“如不克捷，还路甚难，非长策也”。同时也引起了东吴群臣的不安，担忧蜀汉背盟攻吴，幸亏吴主孙权力排众议，才未影响两国同盟。而蒋琬不善军事、外交的弱点也暴露无遗。
费祎于延熙六年（公元243年）出任大将军、录尚书事，由单纯掌管政事转为军政兼顾。蒋琬病重是完成这一转变的重要原因。第二年，曹魏大将军曹爽、征西将军夏侯玄攻打汉中，蜀汉镇北大将军王平率军拒敌，费祎率军救援，魏军退兵。曹爽此次伐蜀，意在“立威名于天下”，本人则没有任何实战经验，且不听司马懿的谏阻，一意孤行，结果“关中及氐、羌转输不能供，牛马骡驴多死，民夷号泣道路。入谷行数百里，贼因山为固，兵不得进”，曹爽“乃引军还”。这是诸葛亮死后，蜀汉对曹魏的第一次军事胜利，但此次胜利主要功臣是拒敌于前线的王平，费祎并未表现出其军事能力。
延熙九年（公元246年），蒋琬病故，然而费祎实际上却并未能继诸葛亮、蒋琬之后，执掌蜀汉王朝军政大权。后主刘禅于蒋琬死后，“自摄国事”，费祎以大将军、录尚书事的职务成为群臣之首，直至延熙十五年，也就是蒋琬死后六年，费祎方才开府治事，第二年其便遇刺身亡。虽然同是执掌军政大权，但与诸葛亮、蒋琬相比，费祎其实是辅佐朝政，更多的是出屯汉中处理军政。这实际上是蜀汉政权内部占主导地位的荆州集团对东州集团牵制的结果。虽然费祎是东州集团中的荆州人士，又是诸葛亮指定的接班人，但荆州集团无论如何不会让其他集团单独主持朝政。诸葛亮选择费祎作为蒋琬之后的接班人也只是为了协调两大集团的关系而已。在荆州集团没有人能够站出来执掌大权的情况下，为了达到两个集团的均势，皇帝亲自执政便成了最好的选择。
蒋琬、费祎执政时期，政治上“承诸葛之成规，因循而不革，是以边境无虞，邦家和一”，成功地协调了政权内部特别是荆州与东州集团之间的关系，维持了蜀汉王朝的安定局面；军事上，虽然二人均无突出的军事才能，但其审时度势，改变了诸葛亮的战略方针，转攻为守，未对曹魏发动大规模的战争，同时成功阻挡了曹爽的军事进攻，保存了蜀汉国力，为国内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客观条件。可以说，蒋琬、费祎执政时期，蜀汉政权虽然没有军事上的辉煌战果，但却获得了难得的发展时机，蜀汉政权于西南一隅延续40余年，二人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