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泌建议唐朝和回纥、南诏、大食共同对抗吐蕃，维州战后均无心恋战
但贞元二年（786年）之后，狂攻了一百多年的吐蕃已渐渐露出了疲态。对于这一点，有切肤之痛的唐朝感受非常明显，在《旧唐书》里有明确的记述：“宝应、大历中频遣使来。”“牟栖卒，弟诃论立。贞元中，与吐蕃为勍敌。蕃军太半西御大食，故鲜为边患，其力不足也。”
而这时，唐朝宰相李泌又给德宗出了一条釜底抽薪之计。《资治通鉴》记载：李泌“对曰：‘臣愿陛下北和回纥，南通云南，西结大食、天竺，如此，则叶蕃自困。’”
随后，在他的运作下，唐朝与回纥再次结成盟友。回纥可汗顿莫贺达干娶德宗第八女咸安公主为妻，这也是唐朝三次皇女和亲之一。除嫁女之外，德宗还册封女婿顿莫贺达干为“长寿天亲可汗”。
这可惜，莫贺达干也没长寿了，娶了媳妇，次年就死了。
不过，在他任内“回纥”正式更名为“回鹘”，也算青史留名了：“回纥合骨咄禄可汗得唐许昏，甚喜，遣其妹骨咄禄毗伽公主及大臣妻并国相、跌都督以下千余人来迎可敦；辞礼甚恭，曰：‘昔为兄弟，今为子婿，半子也。若吐蕃为患，子当为父除之！’因詈辱吐蕃使者以绝之。冬，十月，戊子，回纥至长安，可汗仍表请改回纥为回鹘；许之。”
南诏疆域图
除回鹘外，南诏国也重新成了唐朝盟友，极大地减轻了剑南道的军事压力。
遥远的黑衣大食李泌有没有放弃，贞元元年（785年），以杨良瑶为使，扬旄西海远赴大食，这比同为宦官的郑和早了整整620年。《唐故杨府君神道之碑》记载：“贞元初，既清寇难，天下乂安，四海无波，九译入觐。昔使绝域，西汉难其选，今通区外，皇上思其人。比才类能，非公莫可。以贞元元年四月，赐绯鱼袋，充聘国使于黑衣大食，备判官、内谦，受国信、诏书。奉命遂行，不畏于远。”
李泌下的这盘大棋，堪称不折不扣的“阳谋”。因为，大食、大唐和南诏国与吐蕃都存在结构性的矛盾。只要有个机缘，很容易就能联合起来，而这对吐蕃来说，几乎是无解的计策。
对于当时的战争形势，不光李泌看得清楚，韩滉也看出来了。《旧唐书·韩滉传》记载：“滉上言：‘吐蕃盗有河湟，为日已久。大历已前，中国多难，所以肆其侵轶。臣闻其近岁已来，兵众浸弱，西迫大食之强，北病回纥之众，东有南诏之防，计其分镇之外，战兵在河、陇五六万而已。’”
虽然吐蕃一直在以战养战，仅河陇地区估算就至少掠去数以百万计的唐人。但当时吐蕃是西边顶着黑衣大食、北边扛着回鹘、东边对着大唐，东南角的南诏国也重新成了唐朝的盟友。再强大的自生能力也禁不住这种消耗，更何况人口本身就是一种再生缓慢的资源。
因此虽然贞元早期，吐蕃依旧有能力主动进攻，甚至在两国会盟时发动了“平凉劫盟”的诡计，但唐朝已经开始逐步将防线向外推。
这时期，最有代表性的便是剑南道的“维州之战”。
维州（今四川理县）历来都是剑南防御的节点，广德元年（763年）被吐蕃攻陷，改称“无忧城”。
贞元十七年（801年）八月，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整顿军马，遣唐军步骑兵两万人，兵分九路齐头并进，向吐蕃所属维、保（理县北孟屯河中下游）、松州（四川松潘）、栖鸡、老翁城等地发起进攻。
之前唐蕃两国在剑南的战争，基本都是吐蕃主攻唐朝防御，而这次唐军却主动出击，表明唐军的军事实力已能和吐蕃军队分庭抗礼了。
多路并进的唐军，在剑南崇山峻岭间与吐蕃展开连番血战。战事从八月一直持续到十二月，其中双方主力在雅州（四川雅安）城外的决战，以吐蕃惨败告终。
随后，唐军继续向西南推进连克吐蕃多座城堡。另一支唐军则在南诏军队的配合下，强渡泸水（大渡河）绕至吐蕃军队后方，决堤水淹吐蕃军营。吐蕃军队大溃，被唐军合围在鹿危山的山谷之中全军覆灭。
吐蕃疆域图
战后唐军惊讶地发现，吐蕃俘虏中居然有黑衣大食的士兵。
这是自唐玄宗天宝十年（751年）高仙芝和黑衣大食的怛罗斯之战后，时隔五十年，唐朝士兵和大食士兵的再次交手。由此也可见，吐蕃兵员的紧张程度。此战因其在泸水之南，也称“渡泸之役”。
唐军兵围维州后，赤祖德赞命内大相论莽热领兵自盐（陕西定边县）、夏（陕西靖边县）二州千里来援，韦皋以逸待劳，再次大败吐蕃，生擒论莽热（吐蕃从不远千里从西北调兵援救剑南的维州，意味着什么）。而论莽热也成了二百年唐蕃战争史上，品级最高的吐蕃俘虏。《旧唐书》记载：“韦皋遂命镇静军兵马使陈泊等，统兵万人出三奇路，”“自八月至于十二月，累破十六万众，拔其七城、五军镇，受降三千余户，生擒六千余人，斩首一万余级，遂围维州。”“于是赞普遣莽热以内大相兼东境五道节度兵马使、都统群牧大使率杂虏十万众，来解维州之围。王师万余众，据险设伏以待之。先以千人挑战，莽热见我师之少也，悉众来追，入于伏中，请将四面疾击，遂擒莽热，虏众大溃。”
维州之战后，唐蕃两国都已无心恋战，唐朝是自宪宗朝开始专心在河南、河北削藩，而吐蕃则在崇佛之路上越走越远。
之后两国的战争，基本表现为以打促和，战争不过是为了增加谈判的筹码。
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年）4月，唐蕃两国再度达成协议，分别在长安、拉萨和边境线三地祭天盟誓，立碑为证。这是唐蕃八次会盟中的最后一次，它也成了唐蕃和平修睦岁月的最后见证，之后二十多年里，唐蕃边境基本保持了平静，直到唐武宗会昌二年（842年）吐蕃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