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航起义在什么背景下发生的 产生了什么历史意义
解放战争后期，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更加有利于人民，而不利于国民党政府的重大变化。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连续进行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国民党军队损失惨重，主力基本上被歼灭。
人民解放军不仅在质量上早已超过国民党军队，而且在数量上也占有了优势，东北全境、华北的绝大部分以及长江中下游以北地区已被解放，南京、上海处于人民解放军的直接威胁之下。
1949年3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决定了取得全国胜利以后的基本国策。4月21日，国民党政府最后拒绝签订和平协定，人民解放军遵照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强渡长江天险，23日解放了南京。
国民党政府被迫迁往广州后又退踞重庆。无奈之下，蒋介石在成都召集军事会议，妄图集结力量，依托西南，伺机反扑。国民党政府为支撑残局，需从空中给西南运送物资，但因空军运力不足，于是命令两航参加空运枪支弹药。
中共中央军委则谋划切断国民党军队西南空运，使其陷入困境，尽速解放大西南，进而解放全中国。在这种背景下，两航作为重要交通工具，其动向对国民党政府的政治、经济状况特别是军事运输有直接的影响。与此相应的，争取两航起义，则成为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南的重要举措。
而此时的两航，随着国民党军事上的大溃败及政治、经济的全面危机，因失去运营基地也陷入困境，航线急剧萎缩。自1948年年底起，原以上海为基地的两航陆续迁离。
中航总公司一部分迁往台南，刘敬宜总经理则率机航组等公司主要部门迁到香港；央航总公司迁往广州，发动机检修股迁往香港，1949年8月总公司也迁到香港。
刘敬宜在1948年曾撰文说：“半年以来，因为军事情况的影响，公司在东北和华北的若干航站先后撤离，现在通航的地区日见狭小，航线和班期在逐渐地减少。”到1949年10月底，中航通航点只剩桂林、昆明、重庆、台南、台北及香港、仰光、河内、曼谷、加尔各答、东京、卡拉奇、檀香山和旧金山等18处，比同年1月减少了20处。央航的衰落更为迅速，通航城市仅存8个。两航的运输业务1949年比1948年下降了60%。
两航迁到香港后，其困难进一步加剧。因为两航的运输业务量，特别是中航的运输业务量仍居通航香港地区14家中外航空公司的首位，遥遥领先于英资的英国海外航空公司、国泰航空公司和香港航空公司，在当时香港航运市场仍然举足轻重，同英资航空运输企业业务及利益的矛盾更加尖锐化。
1949年6月10日，港英当局民航处借口军事需要，通知中航须于一个月内将中航飞机大修厂与发动机修理厂迁出香港启德机场。7月29日和8月11日，港英当局又先后下令征用中航在07号跑道南北两侧的两处厂房，并限8月15日移交港英当局，甚至通过“紧急法令”强制执行。此时，两航尤其是中航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