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创业起居注》有多处与两《唐书》和《资治通鉴》不符

《大唐创业起居注》成书于武德年间，由温大雅撰写完成，记录的是从义宁元年（617年）晋阳起兵，到武德元年（618年）五月李渊称帝这357天的历史。因为温大雅一直跟在李渊身边，这段时间的大事都被记录在内，所以是研究初唐历史的重要依据，那么问题来了，作为唐朝正史的《旧唐书》、《新唐书》以及后来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为什么会有很多内容和《大唐创业起居注》相左？

据《大唐创业起居注》记载：“仍命皇太子于河东潜结英俊，秦王于晋阳密招豪友。太子及王，俱禀圣略，倾财赈施，卑身下士。逮乎鬻缯博徒，监门厮养，一技可称，一艺可取，与之抗礼，未尝云倦。故得士庶之心，无不至者。”

按照《创业起居注》的说法，李渊命李建成在隋朝的河东郡“潜结英俊”，而李建成经营的效果还不错。

实际情况如何呢？实际情况是，河东郡成了反抗唐朝统治最为坚固的堡垒，自义宁元年（617年）九月开始抵抗唐军，一直坚持到武德三年（620年）正月，硬生生打了将近两年半，打到隋朝早已不存在了还不投降，这难道就是李建成在河东“潜结英俊”的成果？

义宁元年（617年）八月，李渊与隋军宋老生在霍邑对峙的时候，李渊曾动过撤军回晋阳的念头，按照《创业起居注》的说法，是李建成和李世民共同劝说李渊，李渊才打消了这个念头。但是，《唐俭墓志》出土后，根据该墓志记载，最先提出反对撤军建议的是唐俭，而当时唐俭是李世民的僚属，因此，按照正常汇报层级，唐俭只可能把这个建议告诉李世民，不可能同时告诉李建成。因此，最先正式反对撤军的人必然是李世民，而不可能是李建成，但是，《创业起居注》却说是李建成和李世民同时反对撤军。而在新旧《唐书》和《资治通鉴》中，劝谏的只有李世民一个人，而此时的李建成早已领兵撤退，是李世民追上去带回了大军继续进攻长安。

李渊

义宁二年（618年）正月，李渊在没有彻底解除西线薛举威胁的情况下，贸然命令李建成和李世民率军东征洛阳，结果在四月无功而返，同时给了薛举喘息之机，使得薛举在西线对李渊重新构成威胁。

对此，两《唐书》和《资治通鉴》均记载得非常清楚，但是，《创业起居注》却只用了一句“時逼农月，遂奉令旋师宜阳、新安二郡而还”，似乎李渊撤军是为了不耽误农时，明显是在美化李渊。

在新旧《唐书》以及《资治通鉴》中，李渊、李建成的错误和过失较多，拔高了李世民。而《大唐创业起居注》里，李渊、李建成的成绩更为突出。

为什么历史会相左？

这就和玄武门之变有关系了！

李世民通过玄武门之变杀了太子李建成，后面又逼迫李渊禅位，这等黑历史放在哪儿都是大逆不道，是要被绑在历史耻辱柱上的。

李世民

这一点李世民很清楚，所以一方面他工作勤勉，想要用卓越的功绩来掩盖黑点，在这方面他做得很成功，另一方面就是篡改历史。

李世民篡改历史并不是抹掉他玄武门之变的历史，而是改变李渊和李建成的历史形象。当时史官在修纂李渊起居注（创业起居注只记载到称帝），李世民觉得有必要给予指导，于是让房玄龄拿来起居注（皇帝是不允许看起居注的，李世民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头），提出了诸多修改意见。“初，上谓监修国史房玄龄曰：‘前世史官所记，皆不令人主见之，何也？’对曰：‘史不虚美，不隐恶，若人主见之必怒，故不敢献也。’上曰：‘朕之为心，异于前世。帝王欲自观国史，知前日之恶，为后来之戒，公可撰次以闻。’谏议大夫朱子奢上言：‘陛下圣德在躬，举无过事，史官所述，义归尽善。陛下独览《起居》，于事无失，若以此法传示子孙，窃恐曾、玄之后或非上智，饰非护短，史官必不免刑诛。如此，则莫不希风顺旨，全身远害，悠悠千载，何所信乎！所以前代不观，盖为此也。’上不从。玄龄乃与给事中许敬宗等删为《高祖》、《今上实录》；癸巳，书成，上之。上见书六月四日事，语多微隐，谓玄龄曰：‘周公诛管、蔡以安周，委友鸩叔牙以存鲁，朕之所为，亦类是耳，史官何讳焉！’即命削去浮词，直书其事。”李世民开了这个先河以后，起居注的真实性就打了一个折扣，到了宋太宗的时候，更夸张了，他竟然要求把起居注每天都呈报给他看，从这一点来说，起居注已经失去了意义，真实性大大缩水了。

最后成书的《高祖实录》里面，太原起兵功劳是李世民，打下长安功劳是李世民，李渊只是一个没有主见，一直被李世民推着往前走的老人，而李建成更是成了品行不端的无能之辈，所有的一切总结下来就是如果李世民不做皇帝，唐朝就会是另外一种景象，是上天选择了李世民，是李世民拯救了唐朝。

对于《创业起居注》，无论是后晋史官，还是北宋史官，都看到了，而且也引用了其中的一部分内容，但是，后世史官没有全盘采信。司马光在编写《资治通鉴》的时候，就很详细地分析过《创业起居注》靠不住的地方。很明显，新旧《唐书》以及《资治通鉴》在编纂的时候参照了修改后的《高祖实录》，而不是《大唐创业起居注》，主要原因可能是李世民的功绩太大，后来者都要为尊者讳，而且历史从来都是胜利者书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