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中后期今文经学的复兴，以及学术代表人物及观点
乾隆后期，一方面是"盛世"的喧嚣不已，一方面则是社会危机潜滋暗长。此种局面，激起了有识之士的忧患意识，探究盛衰之理，谋求救弊改制以“持盈保泰”的观念，渐渐跃动于他们的思想中。
然而政治思想文化的专制氛围，又使得初萌的经世思想，常常包裹在学术研究的话语之中。
从学术内在逻辑上看，作为学术主流的乾嘉考据学，是明末清初以来以经学取代理学倾向的产物。在复兴汉代经学的帜志下，考据学家立足于经学演进的脉络和经学纺绪，竞相训诂、考订、校勘、辑佚，力图取径汉代经学，剔除宋明理学对于经典的解释，挖掘儒家经典原旨。
一些考据学家关注到了西汉诸家经学学说的不同，对其考订、辑佚，加以整理。还有一些考据阵营中的学者开始研究《公羊》学。由宋明而汉唐，由东汉而西汉，乃至由西汉而先秦——这是清代经学追索圣人之道本意的路径。
在辨识经学统绪的研究中，以庄存与、庄述祖、宋翔凤、刘逢禄等为代表的一些常州学者以及受其学术影响的龚自珍、魏源等人，看重西汉的今文经学，顺应了经学复古的变化趋向。
“今文经学”的学术性格，主要表现在特别关注现实社会，凭借圣人和经典的权威，阐发关于现实的思想观点和意绪情感。《春秋》公羊学所阐发的宣扬救敝改制的“大一统”、“通三统”、“张三世”的社会政治理论，构成了此种经学形态的义理核心。因此，它又被约略地称为“公羊学”。
庄存与（1719——1788）沉浮宦海42年，历官学政、侍讲、内阁学士兼礼部左侍郎。他博通六经，主张“研经求实用”，认为欲使所学切实有用，必须以养其心智为要，待“旁广而中深，始能囊括群言，发其精蕴”。
其学术虽受汉学、宋学影响，但不为其所囿，认为汉学家“辨古籍真伪，为术浅且近者也"，宋明学者"不审是非，杂金玉败革为一衍，而不知贵贱，其罪至于亵帝王、诬周孔而莫之或御"。
庄存与"研经求实用"的学术观念，以及观照现实的深刻用心，在其所著多书中皆有体现，而尤寓于所著《春秋正辞》中。他把握了今文经学解释经典的基本旨趣和方法，表达了对现实社会政治的忧患意识和经世主张，在复活今文经学上开其先端，为后来承袭今文经学学说者所宗。
庄存与的外孙刘逢禄（1776——1829）从师承、家法上严格区分今文、古文的界限，推崇今文，排斥古文。认为今文有师承、家法，而后起之古文凿空而说。
他推崇阐发《春秋》微言大义的汉儒董仲舒和何休，以其学为圣人之学。为了树立《公羊传》的经学地位，刘逢禄撰著《左氏春秋考证》，极力排诋《左传》，认为左氏不在夫子七十二弟子之列，所以未得夫子口授微言大义，只是取所见载籍，按年月编纂史事。其初衷并非欲传《春秋》大义。
刘逢禄还潜心十余年撰成《春秋公羊释例》，在董仲舒、何休学说的基础上，继续阐发“大一统”、“通三统”、“张三世”之说，指出《春秋》三世渐化之义与春秋时代礼崩乐怀日甚一日事实之间的背反关系，即“鲁愈微而《春秋》之化益广，世愈乱而《春秋》之文益治。"
刘逢禄似乎对外敌强临、中国社会日趋衰败的现实有所计虑，在阐发《春秋》微言大义时指出，“《春秋》欲蛮夷，先正诸夏；欲正诸夏，先正京师；欲正士庶，先正大夫；欲正大夫，先正诸侯；欲正诸侯，先正天子京师”。希望统治者心系安危，自我振作，以维护统治秩序。
如果说常州今文经学只是把对于现实的关怀委曲地表达于经学的研究之中，那么，到了龚自珍、魏源那里，则径直以“经术”为“政术”，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已成为他们批判社会政治弊端、倡导变法改制的思想武器了。
龚自珍自嘉庆二十四年（1819）从刘逢禄学《春秋》公羊学，阐发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他以刘逢禄继承者自任，认同孔子素王之说及今文经学义旨，排击《左传》、《周礼》等古文经典，但又倘徉于东西南北之学，不愿为经师，没有重要的今文经学研究著作，而且不拘于今文经学的“家法”，提倡“六经皆史”的观点，兼采今文、古文说。
尽管如此，龚自珍扩大了今文经学的影响，常常引《公羊》之义理以讥切时政。他看到了现实的深刻危机，凭借《春秋》公羊学“三世”说，将现实社会诊断为悲风骤至的衰世，呼吁统治者正视危局，通过变法改制以挽救风雨飘摇的统治。
魏源对于宋学、汉学皆有不满，指斥宋学空疏无用，以其“上不足制国用，外不足靖疆围，下不足苏民困"。他认为汉学考据，博于名物，详于掌故，但不能统其大义，不明先王经世之志。
他自嘉庆二十五年（1820）从刘逢禄学《春秋》公羊学后，治经一本今文家法，并称道今文经学才是“真汉学”。魏源的今文经学著作包括《诗古微》、《书古微》、《董子春秋发微》等。这些著作进一步阐发了今文经的微言大义，张大了今文经学的旗帜，使今文经学从解经旨趣、方法到经学统绪、学风，以统整的形态呈现于学界。
魏源同龚自珍相类，虽通明今文经学的旨趣和方法，肯定其师承、家法，但没有严格的学派门户意识，只把能否经世致用作为判定学术优劣的标准，于宋学、汉学皆有所兼采。而且关注现实，以今文义理为思想工具，强调历史的演进、变化，倡导变法改制，将今文经学与经世致用学风结合起来。这对扩大今文经学的社会影响而言，是单纯的学术研究所难以企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