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以前的祝寿观念是怎样的？古人给父母过生日有什么讲究？
根据收集到的相关史料和后人论述可知，明代以前的祝寿观念发生了由感谢父母到庆贺生者本人的历史性转变。笔者在本章节主要从为父母祝福到为自己祈福这两个方面来阐述明代以前的祝寿观念如何，分析这种变化出现的缘由，从而了解祝寿文化在明代之前是怎样发展演变的。
孝的观念：为父母祝福
中国人的祝寿风气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此时人们已经开始注重长寿，这一时期在长者过寿的酒会上，有晚辈向长辈“献酒上寿”之举，前来的宾客也要“举酒”祝愿其主人延年益寿。
此时这种“献酒上寿”活动虽蕴含着祝福其健康长寿的韵味，但不与特定的生日联系在一起，也并非年年举办，这些只是随时献酒上寿的客套话，并非后来流传开来的祝寿习俗。“生日”这一礼俗的形成并非第一蹴而就，祝寿这一现象在中国古代的产生与演变是有一个过程的，明代归有光在《震川先生集》中曾说：古者亲爱其人，必欲其久生；欲其久生，故致其颂祷之意。
诗虽然《诗经》中有很多关于寿的诗篇，但大多表示称颂、颂祷之意，并不是后世所说的祝寿、“生日”的意涵。根据史料记载，汉代之前还未出现真正的祝寿礼俗，诞辰庆贺之风的正式出现应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在这之后祝寿习俗一直相延不断，但庆寿的旨趣则不断发生着变化。魏晋南北朝人颜之推说“江南风俗，儿生一期，”之后每年周岁时“亲表聚集”，“常有酒食之事尔。”
宋人赵彦卫也曾表示“魏晋以前，不为生日。南北朝江南风俗，儿生一期，每至此日，饮酒宴乐，后人因为生日。”从这段记载我们知道，诞辰饮酒宴乐的礼俗最早始于南北朝时期的江南。自此以后，“生日”的概念逐渐扩大至每年与出生日期相重合的那一天，而后发展为每周岁时需由亲表一同并时常伴有酒食宴会的纪念活动，古人的祝寿便由此开始。
中国文化历来尚人伦，而孝乃人伦之本。在传统中国，孝一直是维系社会道德秩序的根本所在，《孝经》则云：“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不过，其最基本而核心的内容无疑为“善事父母”。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祝寿文化及人们的观念，探其内涵也离不开孝道的指引，时人只不过通过具体的庆寿活动而将这些内涵具体化、感性化。
这一举动也说明了在诞辰这天设斋念经是一种为父母祝福的方式，在大力提倡孝道的时代，人们对父母的生育之恩存有强烈的感激之情。古代，对母亲来说十月怀胎已本不容易，特别是在当时生产医疗条件极其落后的情况下，一朝分娩更是存在死亡的风险，“是故因产劳疾，于以毙命者颇多”，所以在古代时把分娩之月称为“难月”，正因如此，人的生日又被称为“母难日”或“父忧母难之日”，白珽在《湛渊静语》中这样写到：伊川生日亦不事饮宴，前修似此者多。
近刘极斋宏济，蜀人，遇诞日必斋沐焚香端坐，曰：父忧母难之日也。予自幼不幸，不逮事父母，遇是日即斋，不出，不荤不酒。既仕，虽出亦斋，不戏笑，不与燕席，此当为事也。惟年老欲勉从子孙事亲之道，则于斋祭之次日为寿，犹或可也。
由这段记载可知，古人在自己诞日之时不荤不酒，不与燕席，以此当为重要之事来纪念父母。这样的记述在古籍中常有出现，《艮斋杂说》卷四：“凡人生日，乃母难日也。为人子者，必有凄怆怵惕之心。
若父母既亡，倍宜哀感，同于忌日不乐，今人生日，贺客满堂，开筵歌舞，于汝安乎？把自己的生日当做父母的忌日，由此诞辰之日为父母而过的思想观念也应运而生，如果逢诞辰父母皆在，则进行庆贺会被认为是合理的，双亲仙逝而大肆庆贺生日则被认为“大不孝”。既然生日是为父母而过，那父母不在也就没有祈寿的必要。
陈淳（1159—1223）在阐述理学思想时，在其书中提到：“按《古今书》本无生日之礼，伊川先生已说破：“人无父母，生日当倍悲痛，安忍置酒张乐以为乐？若具庆者可也。”中国人极重孝道，南北朝时期人们过生日就是以父母为感谢的对象，庆寿原本是以孝道为思想核心的习俗。这一时期，人们过寿有两种情况，一种就是上述所说双亲仙逝已不再庆贺诞辰，彰显孝道为父母而过的庆寿理念。
另一种则是所谓的父母仙逝后仍摆酒置乐，庆贺生日，颜之推把这类人称为“无教之徒”，父母已亡但仍庆贺生日的情况在民间也时有发生：自兹已后，二亲若在。即便如此，这些人祝寿的初衷仍是纪念自己的父母，颜之推训斥这些没有教养的人因为他们只懂一味地作乐，而无伤感之情，这似乎违背了孝道传统与此时人们祝寿的思想观念。
生日之俗虽起始于南北朝，但由于没有确切的典章制度可依循，祝寿的习俗展现了极大的随意性，并没有像隋之前其他的节日或礼俗那样规范，故生日礼俗尚未被人们纳入到节令习俗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