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英宗复辟，于谦明明有能力阻止，为何却坐视不管？

英宗复辟就此成功。明英宗复辟时，于谦明明有能力阻止，但他又为何坐视不管？

一、明英宗复辟势力

1、复辟集团人员分析

《明史纪事本末》则记载徐有贞与石亨、曹吉祥、张軏、王骥、杨善、陈汝言，进行复辟活动的。《明史纪事本末》多出了王骥、陈汝言两人。

那这两人有没有参加夺门事件？王骥是没有参加夺门的。王骥上奏章的时间是在英宗复辟后的第二个月。陈汝言，南宫复辟之前任户部郎中。复辟之后，在石亨的举荐下，陈汝言升任户部侍郎，后来又升至兵部尚书，以贪污下狱而瘐死。

与陈汝言一样据称参与夺门被升官的还有礼部郎中萧璁，萧璁被升为礼部侍郎，这二人官职不高，所居地位也不重要，石亨等人没有必要将他们拉入复辟集团，且萧璁得以升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贿赂过石亨，所以极有可能是在复辟后陈汝言、萧璁率先贿赂石亨，或二人与石亨一伙早有交往而被举荐。

杨善和许彬本来就是偏向于太上皇明英宗的，他们都曾经出使瓦剌迎过还是俘虏的明英宗，英宗复辟对他们会有好处，而此时景泰帝无子且寿命将尽，对于石亨等追求权贵的四人乃至杨善和许彬的吸引力已经不大，主动揭发也未必会得到更大的利益，所以他们的密谋没有提前泄露，保证了计划的实施。

2、英宗与孙太后

孙太后是山东邹平人,是明宣宗的皇后。明宣宗即位时，立皇后胡氏，孙氏被立为皇贵妃。此前，明代只有皇后既有金册,又有金印，而皇贵妃则只有金册,没有金印。

这显示出皇后六宫之主的地位，表明皇后和皇贵妃在地位上的差异。而孙氏却能使明宣宗破格也给她这位皇贵妃赐予金印，可见明宣宗对孙氏的宠爱。但孙氏并不满足，她追求的是皇后。英宗即位，尊孙氏为皇太后。

英宗在土木之变时被俘，孙太后在群臣的要求下立郕王朱祁钰为皇帝，景泰帝即位后尊自己的生母为皇太后，尊孙太后为上圣皇太后，孙氏依然是后宫地位最高的人。因为景泰帝此时已经没有儿子，皇位不出意外将仍然归于明英宗一系，孙太后此时并不需过分着急，她只需要时刻注意景泰帝的健康，等待景泰帝驾崩而迅速控制皇宫即可。

但这则谣言一旦属实，皇位将可能不再在明宣宗一系传承，这不但会引起朝野内外动荡，而且作为明宣宗皇后的孙太后的利益会大受损害，这是她所不能容许的。于是孙太后写敕旨给石亨等人，同意他们的计划，促成了南宫复辟。

二、英宗复辟后的明朝局势

1、于谦地位到底如何？

于谦任兵部尚书期间的权力既不次于赫赫有名的王振，也不亚于大名鼎鼎的魏忠贤。将于谦的权势提到与王振、魏忠贤并列的地位上，可以说是对于谦权势最高的论断了。

于谦借灾异委婉的上疏要求仅将“腹里地方”的宦官撤回都没有被允许，何谈“所论奏无不从者”！事实上的于谦真的权倾朝野吗？景泰帝在用人上甚至是在军事用人方面对于谦也并非是言听计从。

于谦曾经举荐兵部郎中王伟为兵部侍郎，但景泰帝表现的并不是很信任于谦。随着国家的安定，景泰帝地位的巩固，于谦的地位逐渐有了变化。

2、于谦其人

于谦出生在浙江钱塘，宋元以来的浙东学者讲求立身出处、气节风操的思想对于谦自然有极大的影响。气节在于谦心目中的地位是很重的。于谦还将文天祥的画像悬置坐侧数十年，可见他崇拜文天祥的为人，从于谦对文天祥像的题赞可以看出，于谦认为“难欺者心，可畏者天”，要求自己坚持原则，绝不做对不起良心的事情。

于谦中永乐十九年进士，宣德初年任监察御史，到了宣德五年于谦被明宣宗御笔钦点为兵部侍郎，巡抚山西、河南，这年于谦年仅33岁，就由正七品升为正三品的大员。于谦自宣德五年被任命为巡抚，到了正统十三年回到兵部任职，一共在外十八年，这十八年于谦远离北京的官场，加上他本身的那种浙东地区的刚直之气，与当时官场的风气显得格格不入。

在此期间于谦不听别人的劝告，不去给王振等权贵送礼，导致王振借机将于谦下狱，甚至定为死刑，好在于谦巡抚之处的百姓和当地的藩王都上书要求释放于谦，王振在舆论压力之下，只好找了个借口释放于谦。

三、于谦对英宗复辟的态度

1、于谦自己的定位

在明英宗被瓦剌裹挟，到大同、宣府甚至北京要求开门的时候，守军的回应都是“赖天地宗社之灵，国有君矣”！于谦甚至扬言“社稷为重，君为轻”，将英宗拒之门外。既然“君为轻”，那么作为大臣的于谦已经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了。

他假如彻底倒向景泰帝或是坚持不懈明英宗的正统影响力不容置疑，都是会造成明英宗有生命威胁。一旦帝位交替，他即便不被置之死地，也会在权势的诬陷和和言官的进攻下而罢黜或放逐。

2、英宗凌晨夺门，于谦失职？

于谦在北京保卫战所立的是“社稷功”，自古功高遭忌，于谦不会不知道。自景泰元年开始，于谦就多次想辞官告老还乡。当时王直官居吏部，于谦官居兵部，都是重要衙门；王直自然年老力衰，于谦也有“痰疾”；王直已经年过七十，而于谦仅有五十多岁，王直尚且能够在朝，于谦请求致仕的理由很容易会被景泰帝驳回。

自愿告退者一般以养亲或有病为名，当时于谦双亲已经不在世，最好的理由就是借病推脱了。京营的大将像石亨、张軏等人，除了于谦，换一个兵部尚书也难以镇服，这是有悖于景泰帝的相互牵制策略的。

在景泰朝的七卿正官中，只有左都御史陈镒成功告老，像户部尚书金濂、兵部尚书仪铭都是死于任上，景泰帝怎么可能放还于谦呢？于谦不能告归，只能在兵部尚书任上继续尽其责任。但对于景泰八年正月十七日凌晨前发生的夺门事件，觉得他在最后一刻渎职。

实际上这是一种误判。于谦尽管作为刑部尚书，可是显而易见沒有在京重臣的权利，而具备此权利的大明锦衣卫也没有打探到，他又能干什么呢？守护的军队归属于皇上亲军，并不会受到吏部管理。调兵须有皇上的旨意，于谦调兵沒有合理合法，另外这也不符他的“江山社稷为主”观念。

结语：

从英宗凌晨夺门成功复辟开始到于谦之死整个历史过程，对于谦，明英宗可能心存芥蒂，谋立外藩又查无实据，作为皇帝，且刚刚复辟，明英宗是不想背一个枉杀功臣的恶名的。于谦在凌晨夺门事件中的把握局势和态度上，不是坐视不管。

于谦虽然总督京营，但并不能直接调动京军。而保护景泰帝和加强看管明英宗属于皇宫防务，这不是一个兵部尚书应该干涉的。

石亨等人能够进入奉天殿，全凭明英宗的那一句“吾乃太上皇帝也”，而南宫就在皇城之内，英宗的安危本来就是敏感问题，于谦如果真有此建议，又与那些投机小人何异？

参考文献：

《明英宗实录》

《明史纪事本末》

《复辟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