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醒年代：蔡元培道出百家争鸣二次出现原因，其管理哲学值得借鉴
“百家争鸣”应该是很多知识分子所向往的局面，然而这种不同学派涌现并争芳斗艳的局面在我国历史上仅出现过两次，一次是春秋战国时期，一次是民国。战火纷飞的民国之所以能出现百家争鸣，蔡元培在与陈独秀的对谈中给出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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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北京大学校长后的蔡元培，请来了陈独秀当北大的文科学长，对此学贯中西的辜鸿铭不服，陈独秀一来就给他个下马威。而此时，蔡元培正和陈独秀谋划着搞教学改革的事，当陈独秀受了辜鸿铭当头一棒后，蔡元培担心陈独秀这个专注于搞新文化的文科学长会融不下倡导文言文的辜鸿铭等人，便与陈独秀长聊一番，委婉地提示陈独秀不要裁撤辜鸿铭、黄侃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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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谈中，蔡元培敞开心扉，说他们所处的时代很像先秦的春秋战国时代，没有一个统一的王权限制，于是各种各样的学问就出来了，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争得不亦乐乎，百家争鸣，好不热闹，所以文化是政治的先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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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认为无论将来发展到什么时代，都将是以他们所倡导的新文化为先导的。并表明他不同意陈独秀的新文化与旧文化决裂的观点，强调文化是割不断的，新文化只能在旧文化的襁褓中生长，对旧文化只是扬弃和革新。在学术研究上不能搞清一色，要鼓励和支持百家争鸣。所以，北大要继续聘任辜鸿铭等复古派、顽固派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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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的确很像春秋战国时。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与乱世争雄相伴而生。那时候没有统一的王朝，在华夏大地上先是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相继称霸，后是秦、楚、齐、燕、赵、魏、韩相互攻伐。在各诸侯国的土地上，各种学说相继诞生、发展，谁也说服不了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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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民国时，虽然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成立了中华民国，并被推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但实权并没有掌握在孙中山手上，尤其是孙中山迫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力以及革命力量涣散让位于袁世凯后，可以说整个华夏大地都处于军阀统治中。各军阀为了各自利益相互混战，就跟春秋战国时期一模一样。也正因为没有统一政权，所以才得以让百家争鸣局面二次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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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正是看清了这一切，所以蔡元培任北大校长后极力主张科学民主、兼容并包，既聘请倡导传统文化的复古派辜鸿铭、黄侃、刘师培等人，也聘请倡导新文化的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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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复古派和新思想派起争执时，蔡元培总是充当调解员的角色，阻止两派“互相残杀”。面对这个既通传统文化，又留过洋通西洋文化且品行端正、威望极高的人，无论是哪一派，即使内心再不把对立的一派当回事，当着蔡元培的面，都会安静下来。也正是这种对立的争执，所以才有蔡元培与陈独秀的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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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让陈独秀放下对辜鸿铭等人的成见，蔡元培可谓苦口婆心，特意提醒陈独秀，作为北大的文科学长要容人。说人和文化最复杂，在当今这么一个混沌时代，其实每个人都在为国家寻找出路，只是思路不同罢了。比如说辜鸿铭尽管有人说他是铁杆的保皇派，满嘴的春秋大义，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辜鸿铭对西洋文化的揭露和批判，还是很有积极意义的，像你我这种在外国待了多年的人，应该是感同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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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当时的陈独秀内心还是更偏向于新文化，对传统文化抱有不友好的态度，但蔡元培的主张他却是接受了的，所以在后来他拟出的聘任名单了，还是保留了辜鸿铭、黄侃等人的名字，甚至让曾为袁世凯称帝鼓吹的刘师培加入了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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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蔡元培实施“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教学方针，才得以让那时的北大成为他所想要的样子——群贤毕至的学术大舞台，各种流派、各种思想、各种学说在里头碰撞，推出了一批批文化人、一部部优秀作品。如果不是他坚持聘请辜鸿铭等倡导传统文化的人在北大传播传统文化的种子，或许后期的新文化运动将对传统文化致以更严重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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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蔡元培辞去北大校长后，无论是北大还是别的高校都秉承蔡元培的教学主张，让学校成为群贤毕至的学术舞台，也许传统文化不致于像今天这样，等知道其宝贵时，才发现有的传统失去了就再也难寻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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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没有如果，一切都已经成为了历史，尽管新文化运动是打击了传统文化特别是古典文化，但其积极意义值得肯定。“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知道了得失，不妨重拾蔡元培的管理哲学，积极打造群贤毕至的学术大舞台，在传承好旧文化的基础融入新文化，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滋生出健康的新文化，让文化源远流长、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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