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隋唐时期长安以及周围小商户对普通百姓生活上的影响
前言
作为隋唐王朝的首都，长安聚集了大量的高官、贵族、当地居民和旅居者。
对消费品的高需求带来的利润前景吸引了商家。长安也是著名的丝绸之路的起点。由于这些原因，长安成为了中小商人、富商、少数民族商人和外国商人的聚集地。所有这些商人都从事各种各样的商业活动，并以惊人的多样化手段赚钱。
那些拥有强大经济实力的人在政治上相当活跃。这些商人的活动象征着长安商业的空前发展，并揭示了隋唐时期城市贸易的高度发展。
隋朝（581-617年）和唐朝（618-906年）时期的长安商贾问题之前已有研究，但关于长安商贾的全面系统的研究仍然很少。
商人在古代商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商人的起源和数量、他们的管理方法和获取利润的手段、他们的社会地位以及他们积累和投资资本的方式都为一个时代或地区的商业发展提供了线索。
本文通过对隋唐长安商人群体的分析，试图对隋唐都城的贸易发展有更深入的了解
隋唐时期长安的中小型商户类型
中小型商人利用有限的财政资源，以相对较小的规模从事商业活动，社会地位相对较低。
他们在隋唐长安的商人群体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他们的商业活动是首都商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起源和构成上，它们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生活在城市中的小商品生产者，包括手工业者和中小作坊的所有者
第二，来自长安附近和更偏远地区的商人，他们完全放弃了农业和乡村生活，以便专注于城市贸易活动
第三，来自长安郊区的半农业和半商业类型的商人，他们没有完全脱离农业，但在他们的经济生活中，贸易活动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三个商人集团在唐代都有显著的扩张。
长安小商人人口大量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隋唐时期官方和私人手工业的繁荣。官方手工业向朝廷、贵族、官僚机构成员和地方官员提供消费品，但没有大规模生产商业商品。另一方面，私人经营的手工艺品主要生产商业商品。
粗略地说，在天宝年间（742-756年），官方行业的工匠大多是短期的劳工。此后，雇佣工匠的数量大幅增长。新出现的“兵役免除税”，大大减少了工匠的个人依赖，增加了他们的商业活动自由。这些变化对私人手工艺的发展极为有利。
此外，来自全国各地的熟练工匠聚集在帝国首都。隋唐时期，长安的私人手工艺品店数量与长安非首都时期相比大幅增长。这些商店通常被称为作坊: 长安有油坊、染坊、醋坊、酒坊、纸坊、铜坊、铁匠铺, 石器店、木坊、玉器店、金银匠、制糖坊等。
城里有很多食品油厂，甚至在有围墙的住宅区的小巷子里也有卖油的小贩坊. 一首关于宣坪坊一个油贩子的说，“附近的人会购买足够他一个多月使用的煤油，并惊叹于它的物美价廉。
唐代的粮食加工业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当时长安有很多食品加工厂，职业工会如“磨坊” “米面商会”出现了。
长安周围的运河上有一百多家私人经营的碾磨和脱壳作坊，大多由富商、官僚和贵族、佛教和道教寺庙经营，可能还有一些小商人。
在长安城墙内和紧邻的郊区，由小商人（也经营大米和面粉店）经营的动物动力磨坊更为常见。
开元年间（ 公元713-741年），长安一斗米价格不到20文, 一斗面粉售价30文，852年，唐玄宗发布了一份包含以下内容的诏书：“禁止胡豆斛斗进京”。
据说，平民找到各种方法用小麦制作面粉，然后进城交易。”这段文字表明，长安周围有大量从事粮食加工的小商人在城里出售面粉。
随着纺织业的不断发展，小丝绸商人的人数与日俱增。并且经常“在洛阳卖丝绸，往来于长安和洛阳之间”玄宗 统治时期（712-756年），当时中小型商人“出售棉布服装”（白衫) 和棉布（白叠布)” 棉布和服装的生产和销售规模很大，全市各地都有棉商。
马车制造业也在蓬勃发展。长店通化门，一个主要是车轮工人居住的地方；它聚集了大量的财富，聚集了人们，聚集了手推车。车轮、轴、辐条和轮毂：都有固定的价格。
由于印花织物的需求很高，长安自然存在着大量的染色店。新的印刷业也在唐代迅速发展。中唐以后，民间开始印刷诗集、书籍、日历、经书等，并出售牟利。文宗年间（827-840），剑南道和淮南道两地 “都以用木版印刷日历并在市场上销售而闻名”
每年，甚至在天文局发布新日历，它们印制的日历已经充斥了世界。”这一记录显示，当时在建南、良创和淮南的市场上出售印刷日历。
敦煌藏经馆的两项发现表明，木版印刷业在该市东部市场蓬勃发展。一张是印刷日历的碎片，上面出现了“首都东部市场大刁家族的大印”字样. 这一碎片可能可以追溯到9世纪，现在保存在英国伦敦博物馆的图书馆。
第二个文本是《辛集北集九经》的手稿新集备急灸经。
根据861年（咸通二年）出版的一本《艾灸新典》，并以“首都李氏家族在东方市场印刷”这句话来介绍(京中李家于东市印). 这件文物保存在巴黎国家图书馆。
东部市场上一定有大量这样的作坊从事木刻和印刷。随着印刷业的繁荣，日历、诗集、书籍和旅行社成为越来越常见的商品，城市的图书市场数量也在增加。长安有“卖古籍的市场”鬻坟典之肆),也就是说，像《五经》之类的书和其他各种各样的书。
随着商业的繁荣，不仅在西部和东部市场，而且在住宅区也开设了许多葡萄酒商店和市场。
这些线索揭示了曲江地区的葡萄酒商店数量之多，以及这些客栈和商店前面悬挂着横幅的事实。《资治通鉴》提到“十数名骑兵在芳曲饮酒”(有飞骑十余人饮于坊曲), 这表明即使在住宅区也有葡萄酒店。
当时的葡萄酒商店既生产也销售葡萄酒。他们的主人大多是中小型商人。铁匠、金银匠地毯制造商、乐器车间、皮革工人以及各种手工艺品也很丰富。
简言之，隋唐长安拥有一整套私人作坊，雇佣的员工远多于前几个时代。这些手工业者，通常代表中小型商人，既是生产者又是贸易商。
小农家庭成为唐朝中小商业的主力
长安的中小型商人中，很大一部分是放弃农业从事商业活动的农民。
隋唐时期，长安周围的许多农民离开村庄从事商业活动。他们中的一些人涌入了当地的集镇，而另一些人则来到了首都，在那里他们做的生意只需要少量的投资。
《隋书》中有这样一句话：
“京兆太守是帝都所在地；其风俗来自五方，人与物混杂在一起，中西蛮夷混合。
他们放弃务农从事贸易，为了快速获利而竞争，以懒惰为职业，为琐事而竞争。”杜佑杜佑 也评论说在关中关中, “商业白天繁荣；如今，100人中只有10人从事农业。
为什么这么多人离开农业从事商业活动？
第一，关中地区农业的发展为商品交换的发展提供了适当的条件：农民现在可以在市场上出售他们的剩余产品。
第二，唐代必须以现金支付的税款有所增加。初唐较大的赋税大税, 较少的税收小税, 和家庭税户税, 以及晚唐的双重税两税, 青苗钱和土地税自然鼓励农民离开田地从事有利可图的活动。
第三，由于中国古代的市场机制还没有完全形成，农业和手工艺品或商业之间的利润差距很大。艰苦的耕作带来了微薄的利润；贸易产生了巨大的收益。
白居易在《观刈麦》曾经向我们仔细描述了唐朝农村的现状：
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妇姑荷箪食，童稚携壶浆，相随饷田去，丁壮在南冈。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复有贫妇人，抱子在其旁，右手秉遗穗，左臂悬敝筐。听其相顾言，闻者为悲伤。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
“勤劳的人很勤劳，但他们变得越来越穷，而追求利润的人却廉价购买，变得越来越富有。白居易在《观刈麦》中向我们描绘的现状。这就是为什么农民越来越穷而游手好闲的人越来越多的原因。
长安郊区的许多农民也从事贸易，但他们的住所仍在长安城外，他们并没有完全放弃农业活动。他们被正式登记为农民，但商业活动在他们的经济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
尽管他们住在城外，但他们“经常在市场上谋利”。他们是小商人或小贩的典型代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交易蔬菜、水果、生药材, 柴火、谷物和主食（以及各种小商品。
正如白居易在他的诗《卖炭翁》中所写的
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
由于资金有限，中小型商人大多经营小型企业。他们交易的商品大多是低价商品或日常用品。他们中的一些人经营小商店、商店、小餐馆、小客栈、茶馆、饼店或杂货店。他们中的一些人没有商店，他们在街头巷尾兜售自己的商品。
那时，东部和西部市场都开了许许多多的小市场，但小贩们也把摊位搬到居民区，在那里卖居民需要的东西。他们繁荣而广泛的商业活动满足了城市居民的需求，丰富了长安居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有效地促进了首都贸易的繁荣。
笔者观点
唐朝统治者虽然重视商业发展，但是他们并不会只将目光放在商业身上。他们还会将国家更多的精力放在农业发展方面。
只有国家农业和商业共同发展才能使得社会稳定、百姓安居乐业。
但是如果统治者只把目光放在了商业发展方面而忽略了农业经济的话，那么也就会造成社会动荡不安之景。
所以我们不能用现在眼光来看唐朝时期农业经济与商业经济之间存在着怎样深刻的联系。
参考文献：
1.《中国通史》，徐中舒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2.《中国农业经济史》，袁行霈、张传玺著，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3.《中国历代土地制度研究》，赵德馨著，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4.《新唐书》，司马光撰。
5.《新唐书》，颜师古主编。
6.《宋史》（修订本）。
7.《资治通鉴》（修订本），司马光等所著。
8.《资治通鉴》（修订本）、《通鉴地理考实》《通鉴地理图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