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恶政的肇始者
司马迁为商鞅作传，取名曰《商君列传》。所以取名“商君”，有两个原因，一是商鞅西进相秦，助秦孝公破魏，秦酬其功，将於、商十五邑作为其封地，封号为“商君”。二是“君”字象形，从尹从口，“尹”者掌权者也，“口”者施号令也。故此“君”者，绝非誉其德行良好君子之义，仅表征商鞅曾是一个发号施令的掌权者而已。不信？列传结尾为证，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天生刻薄之人，会是君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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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本是卫国国君的后代。卫国是姬姓封国，周成王期间，发生三监之乱，其亲叔也就是周文王的第九子、周武王的胞弟康叔参与平叛，受封于殷商故都朝歌，封建卫国。商鞅本名公孙鞅，是卫国国君的“庶孽公子”，尽管是国君的“公子”，出身却“庶孽”。所谓“庶孽”，即国君姬妾所生的非嫡子，在“嫡长”盛行的宗法制时代，“庶孽公子”的地位并不比庶民高贵多少。
公孙鞅少时好刑名之学，因在卫国没有前程，为了出人头地，成人后便前往魏国做了魏国国相公叔痤的家臣。公叔痤死后，公孙鞅便来到正四处“求贤”秦国，通过秦的宠臣景监引荐给国君秦孝公。商鞅在秦得以施展其抱负，两次变法，使西秦在诸侯国中崛起，奠定了秦横扫六合、一并天下的基础，也种下了延绵千年君主专制的秦制祸根。
从商鞅得到秦孝公重用的经历及其变法的内容，足见其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坏种。
商鞅为得到重用，刻意揣摩上意、曲意奉承，投其所好。秦孝公第一次见商鞅，商鞅以帝道游说，秦孝公弗听；第二次见以王道，秦孝公善之而未用；第三次见以霸道说之，秦孝公意欲用之；第四次见，则秦孝公“语数日不厌”。第四次商鞅到底游说了什么让秦孝公大悦呢？按照商鞅自己的说法，“以强国之术说君”。
商鞅四次觐见秦孝公游说治国之道，首先推荐的帝道，帝道即上古时期的尧舜之道。先秦时期，尧舜之道就是孝道，所谓“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笔者倒是认为帝道是孔子讲的“天下为公”的大同之道，秦孝公对帝道毫无兴趣。
帝道不合君意则推荐王道，王道即周孔之道，就是礼治，礼治的核心就是仁义治天下，所谓“王道”就是孔子推崇的“天下为家”的小康之世，秦孝公对王道也听不进去。
王道不用就游说霸道。霸道即暴力统治之道，霸道之治其时只是法家提出的理论，尚未完全实践，由于可以在短时间成就霸业，秦孝公大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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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商鞅游说秦孝公帝道、王道、霸道三种治国之道的顺序不难看出，商鞅心中对哪种治国之道更具有正当性是十分清楚的，帝道第一，王道其次，霸道最不具有正当性。尽管如此，只要符合君主之意，商鞅毫不犹豫选择霸道之治，并将霸道之术美其名曰“强国之术”。
何谓“强国之术”，看一看商鞅所变之法及其思想大成之作《商君书》便一目了然，那就是“驭民”之术。
“驭”字，从马从又，“又”指“右手”，转义为“抓握”，“马”与“又”合体则表意为“用手抓握马缰”，故所谓“驭民”就是将百姓当作牲口一样对待进行操控。
秦制“驭民”之术是什么呢？观《商君书》，驭民之术有六：弱民、愚民、疲民、辱民、贫民、虐民。此六驭罪恶滔天，戕害中华达二千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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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民：“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商君书·弱民》首句：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
弱民的办法就是剥夺民财，《弱民》篇曰：利出一孔，则国多物；出十孔，则国少物。守一者治，守十者乱。治则强，乱则弱。强则物来，弱则物去。故国致物者强，去物者弱。利出一孔，一孔当然就是权力，天下之利均出自官家，天下之财均由权力掌控，百姓岂能不弱？官家岂能不强？官强民弱，强者恒强，弱者恒弱，民为了获得维持生存的物，只能相互争斗，或屈从于官家，甚至卖身投靠，官家自然处于永久的支配地位了。
弱民的另一个办法就是夺民之器。秦始皇一统天下之时，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民手中无利器，百姓手中的锄櫌棘矜如何抵得过官家手中的钩戟长铩，民只能令其宰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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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民：“农静、诛愚，则草必垦矣”。商鞅使民归心于农，而不知读书，不会独立思考，犹如行尸走肉，只知道听官家的话，为官府劳作。《商君书·垦令》云：使民无得擅徙，则诛愚。乱农农民无所于食而必农。愚心、躁欲之民壹意，则农民必静。为了愚民，商鞅主张：国之大臣诸大夫，博闻、辨慧、游居之事，皆无得为，无得居游于百县，则农民无所闻变见方。民无见识无智慧，无异于行尸走肉，商鞅的目的再明显不过：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务疾农。知农不离其故事，则草必垦矣。
秦始皇焚书坑儒以愚黔首是愚民，秦律中的“妄言罪”“偶语诗书罪”“非所宜言罪”“以古非今罪”等更是思想文化领域愚民之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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疲民：“怯民勇，勇民死，国无敌者必王”。让民疲于奔命，重刑少赏是不二选择，商鞅主张实行极端的严刑峻法，重罚轻赏，则上爱民，民死上；重赏轻罚，则上不爱民，民不死上。兴国行罚，民利且畏；行赏，民利且爱……怯民使以刑，必勇；勇民使以赏，则死。怯民勇，勇民死，国无敌者强，强必王……治国能令贫者富、富者贫，则国多力，多力者王。王者刑九赏一，强国刑七赏三，削国刑五赏五。
修筑长城、驰道、骊山墓地、秦宫、阿房宫，繁重的徭役使民疲力竭；北伐南征，累年的兵役、战火导致伏尸百万，流血漂橹，民不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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辱民：“民，辱则贵富”。《弱民》篇无耻宣称：民，辱则贵爵，弱则尊官，贫则重赏。以刑治民，则乐用；以赏战民，则轻死。故战事兵用曰强。民有私荣，则贱列卑官；富则轻赏。治民羞辱以刑，战则战。民畏死、事乱而战，故兵农怠而国弱。辱民则民无自尊自信，就会更加屈从官家，为了奖赏看淡生死为官家卖命。
最恶毒的辱民之法莫过于怂恿和鼓励民斗。商鞅第一次变法内容就是制定了连坐律与告奸律。连坐律规定：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将百姓十户编成一什，五户编成一伍，相互检举监督，一家犯法，十户连坐治罪，开启株连之恶制。告奸律规定：不告奸者腰斩。从此告密、告讦之风盛行，流毒之巨，贻害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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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民：“家不积粟”。家无积粟当然民贫。家不积粟，上藏也，把粮食都储藏在官仓之中，民自然家无储粟。商鞅变法内容之一就是“使商无得籴，农无得粜”。这样一来，农民不准买粮食，那么懒惰的农民就会努力积极从事农业生产。商人不准卖粮食，到了丰收年就不能靠卖粮谋利来增加享受了，那么饥荒之年也没有充裕的厚利可图。不仅如此，“贵酒肉之价，重其租，令十倍其朴，然则商贾少，农不能喜酣奭”。繁重的苛捐杂税将百姓紧紧束缚在土地上，“重农抑商”从此成为历代王朝的政策之选，抑制了工商业发展，萌杀现代文明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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虐民：“以奸民治善民”。《商君书·去强》毫不掩饰地公然宣称：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如此，岂不是鼓励奸邪，无异于诲盗，无异于劝奸从恶，也难怪秦制之下，奸恶横行无忌。《商君书·说民》又言：任奸，则民亲其制。任用奸邪治理，百姓则遵循制度，这个制度是专制，是秦制。以奸治良，劣币驱逐良币，无异于诲盗诲淫，从此尔虞我诈横生，奸邪横行，良善掩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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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自汉武以降“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君主专制体制下，王道儒术或仁义之术只是装点门面的修饰而已，历朝历代的统治之术实质为霸道，“驭民”六术始终贯穿于中国传统社会，故而“外儒内法”是中国古代专制社会的主线，毋庸讳言，二千多年的君主专制体制骨子里就是驭民秦制。
秦制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制、军事、外交无外乎：政出一人、利出一孔、言出一教、严刑峻法、穷兵黩武、唯我独尊。
在华夏数千年灿烂而悠久的文化中，有许许多多充满着智慧的思想，而商鞅的霸道之治充满了邪恶，秦制张狂了人性之恶，遏制了人性之善，弱民、愚民、辱民、贫民、虐民本质上就是反人民、反人类，应当坚决摒弃。
（文中图片取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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