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初唐四杰之“最杰”，写过千字批语，同情他“一生倒霉，到处受惩”
唐代诗歌数量巨大，名篇层出；作家众多，大家林立；诗体大备，流派多样；题材开阔，流传广泛，构成中国诗歌灿烂繁荣、百花齐放、登峰造极的境界。毛泽东一生都钟爱唐诗，他读诵、书写、点评最多的是唐诗，并且能由诗及人，评价过很多唐代诗人。
初唐诗坛还是唐诗的准备阶段。在此以前，诗歌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前代诗人在体裁、题材、风格、语言各方面都取得巨大的成绩，提供了大量的艺术经验。特别是魏晋南北朝留下来的诸如诗歌重个人情怀之抒发、诗歌重辞采声律之美、诗歌之各种表现手段等丰富成果，以及南朝齐、梁以来诗歌内容的单薄、感情的纤弱、诗风的绮靡等弱点，同时影响着初唐诗坛。
初唐前期的诗歌创作受南朝齐梁诗歌诗风创作的影响很大。由于齐、梁、陈、隋时代，文人一味追求形式上的新巧华美，乏善可陈，为后世垢病。唐初文坛一仍其旧，骈体文、宫体诗风靡一时。
骈体文以歌咏皇家气象、帝居风光为能事，形式上表现为抽黄对白，采丽竞繁，柔媚无骨，华而不实。宫廷文士们都热衷于“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刘勰《文心雕龙·明诗》），成为一时风气。许多骈体文章一味追求偶对，堆砌辞藻，了无生气。
和骈体文相对应，宫体诗以歌颂宫廷生活，描写妇女病态美为主要内容，形式上表现为辞采华丽，缺乏骨气。
骈体文、宫体诗写作题材的狭窄，内容的空洞，技法的单一死板和程式化，把初唐文学创作引向了死胡同。
如何用南朝优美的声律辞藻、北朝刚健的情感气质来表现新时代、新气象，来表现广阔的社会生活，清除绮靡纤弱诗风的影响？初唐诗人们在诗歌创作中，寻找着新的道路。其中的代表诗人就是“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
《旧唐书•杨炯传》说：“炯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以文诗齐名，海内称为王杨卢骆，亦号为四杰。” 他们是初唐文坛上新旧过渡时期代表人物。
面对诗坛长期以来这种浮靡风尚，“四杰”深感不满，他们富于激情，追求昂扬阔大、刚健有力的新的美学理想。“四杰”主张“凡所著述，多以适意为宗，雅爱清灵，不以繁词为贵”。推崇“磊落词翰，铿锵风骨”，目的在于“立言以重其范”。他们提出了鲜明的诗歌革新主张，对于形式主义诗风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们提倡“雅奏、健骨”，打击批判“淫哇、雕琢”。
唐诗的风骨是对建安风骨的继承和发展，“四杰”在这个继承和发展的过程中就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他们继承了建安文学“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而扬弃了建安风骨中感慨悲凉的成分。在他们的诗歌中，对现实社会的某些黑暗现象，表现了抑郁不平的愤慨，这在齐梁以来的宫体诗中是很难找到的。这种愤愤不平，使诗歌在内在气势上更加激越昂扬，宫廷诗人以应制奉和和颂美为主的创作倾向，至“四杰”完全转向了个人真性灵的描摹。
明代学者陆时雍《诗镜总论》说：
“王勃高华，杨炯雄厚，照邻清藻，宾王坦易。子安其最杰乎？调入初唐，时带六朝锦色。”
“四杰”中，毛泽东评价最多的是“最杰”王勃及其诗作。
王勃（649或650-675或676），字子安，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王勃的祖父王通是隋末著名学者，号“文中子”。其父王福畴历任太常博士、雍州司功等职。由于王勃才华早露，未成年即被司刑太常伯刘祥道赞为“神童”，向朝廷表荐，对策高第，授朝散郎。
唐高宗乾封初年（666），王勃被沛王李贤征为王府侍读。两年后，因戏为《檄英王鸡》文，被唐高宗怒逐出府，随即出游巴蜀。咸亨三年（672），补虢州参军，因擅杀官奴当诛，遇赦除名，其父亦受累贬为交趾令。上元二年（675）或三年（676），王勃南下探亲，渡海溺水，惊悸而死。
王勃的文学主张崇尚实用。当时文坛盛行以上官仪为代表的诗风，“争构纤微，竞为雕刻”，“骨气都尽，刚健不闻”。王勃“思革其弊，用光志业”。他创作的“壮而不虚，刚而能润，雕而不碎，按而弥坚”的诗文，对转变文气起了很大作用。其诗今存八十多首；赋、序、表、碑、颂等文，今存九十多篇。明人张燮辑有《王子安集》十六卷。
对王勃的生平遭际，毛泽东是很熟悉的。他读过《新唐书》和《旧唐书》中的《王勃传》。《新唐书·王勃传》中写道：“勃属文初不精思，先磨墨数升，则酣饮，引被覆面卧。及寤，援笔成篇，不易一字。时人谓勃为‘腹稿’。”毛泽东在这段记载下用红铅笔画了着重线。
毛泽东在读中华书局印行的《注释唐诗三百首》时，在王勃的千古名篇《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一诗的天头的上面，连划三个大圈，并简洁有力地批注了一个字：“好”。全诗如下：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明代学者胡应麟评价说：“王勃兴象宛然，气骨苍然，实首启盛、中妙境，五言绝亦抒写悲凉，洗尽流调，究其才力，自是唐人开山祖。”《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可以看作是唐诗的开山代表作。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一联，意境开阔，气象高爽，一扫前人痛别伤离的低沉格调，历来为人们传诵。清代才女陈婉俊的《唐诗三百首补注》，评价此诗说：“赠别不作悲酸语，魄力自异。” 全诗一洗往昔送别诗中悲苦缠绵之态，体现出诗人高远脱俗的志趣、豁然旷达的胸襟。
毛泽东曾挥毫书写过《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其手迹收在《毛泽东手书古诗词选》里。
毛泽东在读清代项家达编的《初唐四杰集》中王勃的《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饯崔使君序》一文时，在旁边写了近千字的长篇批语。批语全文如下：
是去交趾（安南）路上作的，地在淮南，或是寿州，或是江都。时在上元二年，勃年应有二十三四了。他到南昌作滕王阁诗序说，“等终军之弱冠”。弱冠，据《曲礼》，是二十岁。勃死于去交趾路上的海中，《旧唐书》说年二十八，《新唐书》说二十九，在淮南、南昌作序时，或是二十四、五、六。 《王子安集》百分之九十的诗文，都是在北方——绛州、长安、四川之梓州一带，河南之虢州作的。在南方作的只有少数几首，淮南、南昌、广州三地而已。广州较多，亦只数首。交趾一首也无，可见他并未到达交趾就翻船死在海里了。 有人根据《唐摭言》、《太平广记》二书断定：在南昌作序时年十三岁，或十四岁。据他作过沛王李贤的慕僚，官“修撰”，被高宗李治勒令驱逐，因为他为诸王斗鸡写了一篇《檄英王鸡》的文章。在虢州，因犯法，被判死，遇赦得免。 这个人高才博学，为文光昌流丽，反映当时封建盛世的社会动态，很可以读。这个人一生倒霉，到处受惩，在虢州几乎死掉一条命。所以他的为文，光昌流丽之外，还有牢骚满腹一方。杜甫说：“王杨卢骆当时体，不废江河万古流”，是说得对的。为文尚骈，但是唐初王勃等人独创的新骈、活骈，同六朝的旧骈、死骈，相差十万八千里。他是七世纪的人物，千余年来，多数文人都是拥护初唐四杰的，反对的只有少数。 以一个二十八岁的人，写了十六卷诗文作品，与王弼的哲学（主观唯心主义），贾谊的历史学和政治学，可以媲美。都是少年英发，贾谊死时三十几，王弼死时二十四。还有李贺死时二十七，夏完淳死时十七。都是英俊天才，惜乎死得太早了。 青年人比老年人强，贫人、贱人、被人们看不起的人、地位低的人，大部分发明创造，占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他们干的。百分之三十的中老年而有干劲的，也有发明创造。这种三七开的比例，为什么如此，值得大家深深地想一想。结论就是因为他们贫贱低微，生力旺盛，迷信较少，顾虑少，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说敢干。 如果党再对他们加以鼓励，不怕失败，不泼冷水，承认世界主要是他们的，那就会有很多的发明创造。我们近来全民性的四化运动（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充分地证明我的这个论断。 由王勃在南昌时年龄的争论，想及一大堆，实在是想把这一大堆吐出来。一九五八年党大会上我曾吐了一次，现在又想吐，将来还要吐。
毛泽东还在王勃《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饯崔使君序》的标题前画了一个大圈，以示熟读和重视。
毛泽东在批语中对王勃的文学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说他“高才博学，为文光昌流丽，反映当时封建盛世的社会动态，很可以读”。王勃是一个少年天才，九岁时读颜师古《汉书注》十卷，指出颜氏失误之处，仅此一项就可以见识王勃才学超常。据说他还有哲学、医学等方面的著作。当然王勃的主要贡献还在文学方面。毛泽东用“光昌流丽”一词形容其文采。“光昌”指其诗文有一种高华气象，“流丽”指其诗文有一种流畅绚丽之美。
毛泽东更同情王勃的命运遭际，并把它同作者的为文气质联系起来。王勃才华出众，有建功立业的壮志，但“一生倒霉，到处受惩”，于是，“他的为文，光昌流丽之外，还有牢骚满腹一方”。这个观点，确是独到的知人之谈，也与毛泽东一贯认为的政治上遭受打击对一个人成长不无益处的观点相一致。
政治家毛泽东写的《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饯崔使君序》批语，既不是一般地作考据，也无意写作家论，他是想借王勃“以一个二十八岁的人，写了十六卷诗文作品”，与王弼、贾谊、李贺、夏完淳并论，来论证自古“英俊天才”出自青少年，从而借题发挥，引出自己一生的一个重要主张：青年人、贫贱的人，最有朝气，最有创造力，他们是事业的希望所在。
从这一主张出发，毛泽东一生都反对压制青年人，反对瞧不起低贱者的人。在他看来，青年人、贫贱的人最有创造力，“他们贫贱低微，生力旺盛，迷信较少，顾虑少，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说敢干”，因此要不遗余力地鼓励他们，他联系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强调道：“如果党再对他们加以鼓励，不怕失败，不泼冷水，承认世界主要是他们的，那就会有很多的发明创造。”把问题提到党的政策层面，而他对青年人、地位低的人的悉心呵护和殷切期盼之情，也跃然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