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信根本不是平民逆袭
说起韩信的来历，很多人都能说出，他在成为刘邦的大将军之前，是一个毫不起眼，甚至被很多人看不起的平民，不光是项羽看不起，还有曾经对他找茬的人看不起，甚至刘邦本身也是很看不起他的，但是他却凭借自己的才能一举逆袭，可以说是非常厉害的了。但是，事实上真正的项羽真的是这样的身份吗?项羽真的只是一介平民吗?
1.史书中韩信的身世记载
值得注意的是，从历史纪录的角度来看，《史记·淮阴侯列传》的记载，实际上是从韩信“从项梁”之后开始的，他的早年经历故事，绝大多数是对他为“楚王”之后还乡的“快意恩仇”的举动的追述拆分。
见《史记·淮阴侯列传》：
信至国，召所从食漂母，赐千金。
及下乡南昌亭长，赐百钱，曰：“公，小人也，为德不卒。”
召辱己之少年令出胯下者以为楚中尉。告诸将相曰：“此壮士也。方辱我时，我宁不能杀之邪?杀之无名，故忍而就於此。”
对应则是《史记·淮阴侯列传》中记录的几个故事：
有一母见信饥，饭信，竟漂数十日……
常数从其下乡南昌亭长寄食……
淮阴屠中少年有侮信者……
除此之外，再来看韩信的早年故事，就只剩下《史记·淮阴侯列传》中的“太史公曰”：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余视其母冢，良然。
也就是说，这几个故事实际上应该是从韩信的“报仇报恩”之后追述的故事，被切成了两半，前面放了前因，后面写了后果，加上“韩信葬母”的信息，就是韩信全部的早年经历信息了，当然，这些故事很见“人物性格”，符合司马迁的叙事视角，却并不能给予我们关于韩信更多的身份信息。
2.韩信身份的推测
万幸的是，在故事细节之中，有一样东西出现了两次：
淮阴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虽长大，好带刀剑，中情怯耳。”
及项梁渡淮，信杖剑从之，居戏下，无所知名。
“剑”，是先秦“士人”身份的象征，哪怕是僻处西陲的秦国，也逐渐学习了这个传统，见《史记·六国年表》：(秦简公六年)初令吏带剑。
《史记·秦始皇本纪》：(秦简公)七年，百姓初带剑。
“吏”带剑好解释，“百姓”带剑，是不是说秦人无分“士庶”，都开始“带剑”呢?
答案应该是否。
因为先秦的“百姓”，实则是指“大夫、士”，也就是宽泛的“血统贵族阶层”，而非今天的“全民”，一个旁证就是秦简公七年施行的另一项改革措施——“初租禾”，措施类似于鲁国的“初税亩”，也就是说，秦国在春秋战国之交，由于魏国对其持续的军事压力，完全丢失“西河”后，开始了对关东诸国的先进制度文化的学习，而从史籍的记载来看，关东诸侯一样是要“分别士庶”。
待到秦并六国，岳麓书院藏秦简中的《新黔首挟兵令》指明了秦朝的“新制”：新黔首公乘以上挟毋过三剑，公大夫、官大夫得带剑者，挟毋过各二剑，大夫以下得带剑者，毋过一剑，皆毋得挟它兵，过令者，以新黔首挟兵令论之。十一。
翻译过来就是，新黔首爵位在公乘以上的拥有剑不得超过三把，公大夫、官大夫被允许佩剑者，拥有剑不得超过二把，大夫以下被允许佩剑的，不能超过一把，并不允许持有任何其他兵器，违反令文规定者，将用“新黔首挟兵令”问罪。
被征服地区的“新黔首”按照“爵位”高低拥有“剑”，他们中间又有“公乘以上”的“高爵”，也就是“五大夫”—“卿爵”，这就说明，关东六国被征服地区的“新黔首”之前的爵位得到了“保留”，代之以标识名称的“秦爵名”，如“荆大夫”、“荆不更”(见考古发现告诉你：秦始皇统一后根本没有剥夺六国旧贵族的身份特权)。
而韩信有“剑”，说明他的家族在秦统一之前应为“士”以上的“血统贵族身份”。
3.韩信的真实身份背景
非常有意思的是，在汉高祖的功臣团队之中，史书记载有“表字”的只有——楚元王刘交和张良，乃至于《史记·高祖本纪》中的“字季”和颜师古《汉书·高帝纪注》中的“讳邦，字季”，也就是说，至少两汉之际的人们是认为刘邦有“表字”的，也就是“仨人”。
当然《史记》中也存在应有“表字”而未记的情况，如项羽的叔叔项梁，作为大贵族后人，也应有“表字”，但是，他并非如项羽一样享受“单独立传”待遇的人物，重视程度较低，也可以理解，一般来说重要人物往往会附上“表字”，如项籍字羽，陈胜字涉，吴广字叔。
而《史记·淮阴侯列传》、《汉书·韩彭英卢吴传》中，都没有记录韩信的“表字”，这种情况，与萧何、曹参、陈平、樊哙、周勃、张耳、陈余等人类似。
也就是说，这些“有氏”的名人，应该都属于“氏”，而有无“表字”本身又标识了他们“三代以内”的社会地位，比如项羽的祖父是楚将项燕，张良的祖父、父亲相韩，而楚元王刘交在秦焚书前就学于荀子弟子“浮丘伯”，也就是李斯、韩非子的师兄弟，师长应该会为其“取字”。
再进一步说，就是“有氏”、“带剑”基本可以代表“血统贵族身份”，是社会认可的“士、大夫”阶层中人，而政治、政府认可的则是“权位”，这就需要近亲的“家世”和“教育”来背书，能够跨越式发展的，应该是“世袭权贵”与“显学门徒”，这种“入仕”路径其实与秦、汉的“官吏任子”和“博士弟子”路线差相仿佛，本就是一脉相承的东西，而“士、大夫”阶层中无从跃居“朝廷”的，则只能蜗居“县廷”，成为“吏”，具体来说就是“诸官”和“史”，比如刘邦的“亭校长”和萧何、曹参的“令史”。
而其中更不幸的，没有家族之助的人物，如韩信，见《史记·淮阴侯列传》：始为布衣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又不能治生商贾，常从人寄食饮，人多厌之者。
过往的关注点，常在“无行”，其实最重要的是其“葬母”所体现出的“无父”，也就是没有“宗族昆弟”的帮助，“家贫”，而只能将母亲“独自”葬在“高敞地”，如有其父之墓，则不会单言“母冢”。
综上所述，唯有将史书中对于韩信的有限记载，放置在“战国秦汉之际”的大的宏观社会背景下讨论，才能够对韩信的“布衣”身份有所理解，汉高祖的“布衣将相”，并非是说出自于“社会底层”，或者说“劳动人民”，恰恰相反，他们只是属于统治者的“边缘群体”，也就是距离“富贵”、“权力核心”较远的“社会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