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士大夫孝与仕的相爱相杀
◎易扬
“孝文化”自古有之，但论及“孝”和“仕”的“相爱相杀”，在历朝历代中，若赵宋自谦第二，大概也就没谁敢称第一了。且先撇开那些受制于人的士大夫不谈，就连贵为天子的南宋孝宗赵昚都深受其扰——为了给养父赵构服丧三年，孝子赵昚连皇位都可舍弃，结果人到晚年，却落得个被亲生儿子活活气死的结局。这，多少有点世事弄人。张聪所著的《家庭·乡里·朝堂：北宋士人与孝道》（以下简称《家庭·乡里·朝堂》），把“为官”和“尽孝”的纠结追溯到了北宋前中期，把勾勒的对象聚焦在了一群普通士人之上，或是重构了他们“仕孝相煎何太急”的两难处境，又或是展现了他们致力于打破“仕孝不可兼得”魔咒的艰难抉择，让我们得以重新审视范仲淹、王安石、韩琦这些北宋著名士大夫孝子。
孝名是可塑的
看过电视剧《清平乐》的人，多少都会对片头范仲淹辞官守丧的剧情有些印象。剧中的宋仁宗不仅高度肯定了范仲淹的孝道，还借着一通“我朝以仁孝治天下”的说辞，把垂帘听政的刘太后戳得脊梁骨生疼。
和《清平乐》中的剧情所差无几，正史中的范仲淹于1026年8月回籍守丧，直到1028年12月再次出仕，其间整整28个月，相比儒家宣扬的三年（25或27个月）守丧期，显然有过之而无不及。除此之外，在《宋史》里还记载了范仲淹“迎其母归养”的细节，在《全宋文》里也收录了范仲淹多次上书为母亲赢得封赠、将所获官爵回赠给养父的奏请。这些白纸黑字的留存，铁板钉钉地塑造了范仲淹千年来的孝子形象。而在《家庭·乡里·朝堂》里，张聪从未以他笔下的任何一个“孝子”为主角演绎催泪大戏，相反是以学人的严谨，带着些抽丝剥茧的思辨和深究。比如，他质疑有些士人丧亲时的伤心欲绝是“一场供公众消费的表演”；又比如，他多次提到墓志铭作者的谀墓倾向，原本只是“按礼服丧”的墓主人，却因为墓志铭上的“循例称赞”，而被当作孝子流芳百世。
《家庭·乡里·朝堂》列举了历代被认为不孝的六大行为，其中包括服丧期间参加娱乐活动、居父母丧求仕等等。吴钩的《宋仁宗：共治时代》一书，就记载了太宗之孙赵允迪因为服丧期间赴伎乐宴会而接受处分的经历。虽然“丧期求仕”被认为是评判孝子的关键标准，但事实上，权衡“孝”和“仕”的关系，从来都不是个简单的命题。北宋中前期，如同富弼那样面对天子一次次起复之令却“卒不从命”，最终顺利丁完母忧的宰相可谓少之又少。相反，大多数服丧的官员“（都）期待着被迅速召回，一些丁忧的人也申请过快速复职”。还是以范仲淹为例，虽说服丧期间的他已经幸运结识了身居高位的晏殊，但在丁忧快要结束的前几个月，他又“借智”林逋，向宋仁宗上了多达万言的《上执政书》。这篇奏折也成为此后不久宋仁宗接受晏殊推荐、重用范仲淹的关键原因。
不管范仲淹自己对三年丁忧意下如何，至少在北宋中前期，像他那样既承担着修筑海堰这样的朝廷重任，又能圆满完成丁忧的官员，并不多见。《家庭·乡里·朝堂》就列举了张咏因为任职蜀地、聂震因为参编《册府元龟》被剥夺丁忧权利的例子。根据张聪的考证，虽然《宋刑统》对守丧义务有明确规定，但“直到北宋中后期，三年丁忧才首次成为中国历史上普遍实行的政策”。其原因至少有三：一是北宋向来宣扬以孝治国的政治方略；二是受益于檀渊之盟等边境盟约，北宋迎来了一段没有金革之虞的承平时代；除此之外，当朝官员饱和也不失为重要因素——比如范仲淹虽然回乡守孝，但仍有张纶接过担子，并如期完成了筑堤任务。
孝子是难当的
王安石生前就被称为“王临川”，文集又被命名为《临川集》。但事实上，王安石与家乡临川的联系可谓少之又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王安石似乎更应该被称为“王江宁”。一方面，王安石的人生前十年和后十年都定居江宁，其他时间则大多身居庙堂；另一方面，从王安石的父亲王益起，王家数代归葬江宁，王安石丁母忧也在江宁——江宁更多地承载和见证着王安石的家族绵延。
“落叶归根”是儒家孝道的重要内涵，王安石兄弟决意让父亲远离祖茔归葬江宁，显然不是一时兴起。《家庭·乡里·朝堂》以同样身居高位的苏颂为例，分析了苏家“营造新墓地”的种种原因：比如父母卒于异地，运送遗体回乡颇为坎坷；又比如子女频繁宦游，定期祭拜坟墓难成现实。这些也和王安石兄弟的“艰难抉择”不谋而合。据考证，王安石成年后仅回过家乡临川两次，每次都是顺路而往并且只作短暂逗留。试想当年，如果王益归葬临川，王安石如此之低的回乡率，显然会被视为不孝，甚至还会吃上几个弹劾——张聪总结了北宋年间与丧葬有关的三大不孝行为，“疏于照看家茔”就被列在首位。同样身居宰职的欧阳修就是前车之鉴，欧阳修在二十余年间屡呈奏请回乡祭母，但直至辞世都未能如愿，活生生地被仕途熬成了“不孝子”。
《临川集》收集了王安石撰写的百余篇墓志铭。《家庭·乡里·朝堂》在“人子长途跋涉为父母求铭”的章节中，也提到了王安石受人之托的相关事例。面对耗费数月时间专程求铭的胡舜元，王安石从抵触转为感动，最后欣然接受邀约。不得不说，王安石真是位热情坦率的“射手男”，在为胡舜元父亲撰写的墓志铭中，他甚至“忘记”了受邀歌颂的“主角”是胡父，也“忘记”了胡父还有其他六个儿子，只是专一地称赞胡舜元为“善士”，褒扬他感天动地的孝道。上述赞美当然是王安石的主动为之，但面对钱公辅等求铭者要求把诗作植入母亲墓志铭的“蹭热度”行为，王安石也会大为恼火，不仅连叹其诗文“何足道哉”，甚至翻脸让其“求能者为之”。这也反映了王安石对儒家孝道自有其遵从的信条和坚守的底线。
尽孝是不易的
在周星驰主演的电影《唐伯虎点秋香》中，唐伯虎在华府门前卖身葬父的桥段，可谓经典中的经典了。事实上，“贫不克葬”并不只是穷人的“专利”，即便像韩琦这样响当当的“三朝宰相”，也会因为支付不了高昂的丧葬费用，不得不采取举行集中葬礼的方式节省成本。据史料记载，韩琦家四代三十四位逝者，几乎都没有得到及时安葬——他们在三十多年间分三次入土，其中有些逝者已经权厝十余年。如此情形在北宋年间并不鲜见，《家庭·乡里·朝堂》中也提到，“准备各种丧葬所需材料、卜筮合适的墓址、确定安葬的地点和日期、建造坟墓、安排墓志铭写作等等需要数月甚至几年时间。”比如前文讲到的王安石父亲王益，就在逝世十年之后才被安葬，更有甚者，长达六十多年才得以入土为安。
论及韩琦的“孝道”，有一张标签不得不提，韩琦还是北宋历史上第一位丁妾母忧的士人。旧时妾母身份低微，通常不作为人子尽孝的对象。但到了北宋中前期，这层封建的窗户纸也开始慢慢被捅破，正如韩琦自己所说：“礼非天降地出，本于情而已矣。”但礼仪的革新不可能一蹴而就，孝子韩琦虽然为妾母守孝一年有余，却没有在行状和墓志铭中为自己留下任何记录，好在他因妾母去世“哀毁过礼”的孝道、三次为妾母请求追封的孝行、将妾母和生父同葬的孝心，都随着历史典籍而永久地留存了下来。《家庭·乡里·朝堂》的首章就阐述了宋人养亲的几种典型方式，比如传统的孝养，又比如到了北宋朝才渐趋流行的禄养。“禄养”概念的出现，无疑是北宋士人为平衡“仕”“孝”绞尽脑汁想出的新招，主要包括登科、赢得封赠、近郡便郡养亲、官舍奉亲四种实践路径。对于普通士人来讲，“四选一”已经殊为不易。而韩琦可谓打了“通关”，在为妾母献上最大孝心的同时，也因此成为后世敬仰的道德模范。
北宋的“仕孝之困”自然有其成因，而《家庭·乡里·朝堂》对孝行的辩证看待，则让我们透过礼仪、道德、制度、文化，看到了更多主观意义上的内心情感和纠结处境。在历史演进的长河中，它们渺小到或许只能代表唐突的、另类的个体情感，但折射出的却不失为改变后世社会和文化的关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