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中，明知是死罪，为什么官员还下达水淹九县的决定？
本剧讲述的是嘉靖与海瑞的故事。嘉靖三十九年，贪墨横行、民不聊生。奸臣严嵩党羽密布、权倾朝野，清官海瑞不惧强权，敢于向腐朽封建的皇权发起挑战。皇帝朱厚熜刚愎自用、练道修玄二十载，以一己之私始终把控着大明朝的军政、经济大权。
这部剧的剧情，布景，台词，甚至服装都堪称完美，里面很多镜头都完美得如同电影画面，尤其是里面的雪景，配上人物朱红色的衣服美得让人难忘，而且里面不管是主角还是配角都光芒四射，每一个角色都性格鲜明。以新锐而独到的视角、鞭辟入里的时代精神，向观众朋友发起一场前所未有的视觉、灵魂和情感的冲击——文官的衣服上绣的是禽，武官的衣服上绣的是兽。披上了这身皮，哪一个不是衣冠禽兽？
朝廷奢侈无度，国库亏空，这时候谁能搞来钱，让皇帝和文武百官继续奢侈富贵，谁就是在世圣人，千古名臣。
严党正是看到了这个天大的功劳，看到了皇帝和文武百官的根本利益，所以大包大揽，喊出了“富国政策，改稻为桑。”借着富国口号，实际搜刮民间。
假设在和平年间，这样的政策或许如胡宗宪所说的，推个三五年还能成，但在嘉靖年间，内忧外患，财政紧张，就只能以一年为期了，于是悲剧就发生了。
我认为毁堤淹田主要是政策制定端和执行端的目标差异所导致的，执行端的目的是达到指标，而制定端的目的就复杂得多。
在第一集里我们早就看到，严党提出“改稻为桑”的主意，便是为了弥补财政上的亏空，通过内阁一干人的对账情节，可以知道，这财政上的亏空，很大一部分是嘉靖帝为了修万寿宫而花费的。不过群臣在对账时，只敢相互指责对方浪费了钱粮，丝毫不敢牵扯君上，连高拱和严世藩争嘴时，都急于撇清对方扣上的“皇上不该修万寿宫”的帽子。
在群臣争得不可开交时，嘉靖帝只是端坐于上，静观他们的厮斗，只关心最后严党提出的“改稻为桑”是否能弥补亏空的事。
当嘉靖帝听严党分析“改稻为桑”能带来六百万两的白银的收益，终于喜笑颜开，立刻将其定为国策，下令在浙江推行。上头一句话，下头跑断腿，在那个年代（现在也是），没有调研也没有考察，一帮对下情不够了解的官僚，窝在一室之内，就做出了天大的决策。上主听信群僚之言，也下了最终的决定，殊不知这已为东南的浙地，带来了无妄之灾。
于是我们看到，浙地的稻农甚至包括像齐大柱这样的桑农，都拼力抵抗朝廷的“国策”。
杭州知府马宁远，以马踏秧苗的极端方式，强制执行。
可胡宗宪的下属戚继光，又将军士和马匹撤回。
马宁远和戚继光其实都是胡宗宪的人，但胡宗宪这种看似矛盾的作为，反映了他对“改稻为桑”的根本否定，但碍于“国策”，碍于师尊严嵩，他只好以这样一种半推半就的方式执行。
后来严党麾下的郑、何二人，和宫里的杨金水公公、富商沈一石，居然策划了“毁堤淹田”的对策，这纵然是群小猖狂，奸佞当道，但归根究底，他们敢冒此大不韪，还不是嘉靖的拍板肇始的吗？
皇虽然他是事发之后才知道的，不过他的态度是默许的。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倒自家牛奶，社会主义经济危机倒别人家牛奶，这说明供给侧改革是传统，古而有之。
剧情向后发展，“改稻为桑”造成的肆虐就更大更广，完全不符它的初旨，相反，朝廷还要拿赈灾粮，安抚东南局势。可这时嘉靖帝算计的，却是如何抄没沈一石的家财以饱国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