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文化科技：程朱理学与四大书院

的确，两宋国势孱弱，外患频仍，军事上不如汉、唐那样“威震四夷”之盛，政治上“冗官冗费”现象亦十分普遍，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但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北宋毕竟挡住了辽的进犯，自从“澶渊之盟”后，虽然北宋每年要向辽提供大量的岁币，但宋辽关系还是维持和平的。南宋只凭半壁江山与金、元周旋了一个半世纪之久。两宋虽然在政治上也有很多缺点，但其“重文轻武”的政策，使中国士大夫的地位重新得到提升；其学术氛围异常活跃，出现了新的百家争鸣的局面。当我们为汉、唐、元、明、清这些中国古代强大的王朝的农民战争而震撼时，当我们为汉、唐、明这些辉煌王朝在宦官或外戚专权的统治阶级的内乱而扼腕时，我们惊奇地发现，在我们印象里面“积贫积弱”的宋代竟鲜有此类事情发生。同时，我们还会在宋朝身上发掘了其它王朝所没有的优势，那就是两宋经济的繁荣和文化的昌盛。

宋代文化的昌盛表现在各个领域，其中，最突出，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的莫不过于思想领域里出现的“程朱理学”，它是两宋文化中的最大的一个亮点。

众所周知，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历史悠久，曾创造了五千年的灿烂文化，从夏王朝建立起一直延继至今，文化从未中断，精魂犹存，形成今天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的中国人。而其它文辉煌一时的文明古国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等文明却早已面目全非，留给人们的也只剩下记忆和怀念。同样是文明的传承，结果却截然相反，这不得不让我们深思。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体现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和精神所在的深厚的思想基础，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中国在漫长的历史发展出形成了一套博大精深的儒学理论。而两宋的儒学学者，特别是南宋的儒家学者在继承原有思想的基础上，不断地创新、融合、整理，形成了一整套影响至的新儒学思想程朱理学，将中国的儒家思想发展史推向一个高峰，标志着中华民族理论思维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人类的认识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

要全面了解两宋“程朱理学”的形成和儒家思想的发展，我们必须要先了解两宋时期出现的中国教育中的最具特色的组织形态书院。两宋书院是中国文化的一面镜子，这里是新儒学思想的摇篮，是儒学思想发展和传播普及的场所，从而使儒学教育呈现出社会化的发展趋向。并且，以儒学为主要教育内容的书院，在传递与发展文化、培育人材与化育人生乃至促进社会全面发展等诸多方面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当不仅体现了当时的教育特色，它还反映了古代思想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和高度统一的鲜明特征。因此，要全面、真实地了解和认识一部中国儒学发展历程，就必须谈到书院。

在我国古代封建社会中儒家思想基本上是贯彻始终的，并处于主导地位，在这种环境下，书院其实就是一种由儒家士大夫创办并主持的教育文化机构，作为一种成熟、完善的教育组织，是中国古代教育高度发展的结果，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古代优良的私人教育传统。在古代社会中，那些执着于传道的儒家士人常常表现出一种学术独立、自由讲学的精神。从孔子创立的私学到汉代的精舍，到魏晋时名士的清淡，都是如此。书院的出现就是儒家士人这种精神的具体体现，书院的主持人往往是山林隐士或者地方饱学之士，而并非朝廷命官，学生也是则师而从、来去自由、，课堂讲授更主张师生讨论、问难论辩，这些均继承了我国传统私学学术独立、自由讲学的精神。

书院讲学制度始于唐而盛于宋。唐安史之乱后，唐代的教育也开始走下衰落，经过五代十国战乱的破坏，中国的教育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北宋书院的创办应教育需要而产生了。

宋代收院不同于私学，它是从私学脱胎而出的。书院教育是一个开放性的教育体系，它在形成和确立过程中广泛吸取了私学和官学的有益经验。书院教育最大的突破就是它向下层社会、普通民众开放，充分体现了儒家开创者孔子所倡导的“有教无类”的优良传统。书院并不把为统治阶级培养、输送官吏作为自己的唯一使命，从来不排除对平民子弟的教育。儒家教育文化的优良传统更多地体现在书院教育上。主持书院教育的真正儒家学者无不反对把书院变为“声利之场”，反对书院教育“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主张士应与利禄分离，应该把培养以弘道济民或从事文化和教育为专业乃至毕生之志向的平民知识分子作为自己的重要使命。在前者的培养及其效果方面，正是通过书院儒学教育而建塑起比较理想的文化心态和健全的人格，，宋代的平民以一种新的文化姿态登上历史舞台，他们不以身世界微而甘居下层，而是强烈的人文关怀的入世精神积极干预现实政治与社会生活，力争权力的再分配。

以着名的湖南长沙岳麓书院为例，即可看到书院教育对宋代平民学者阶层的兴起所起的巨大作用。据史载，岳麓书院培养出来的学生大多走的不是利禄之路。他们来自于民间、起于社会中下层，学成之后，秉承师训，创办或主持书院，热心教育，致力于文化普及，如钟震创办湘潭之一书院、钟如愚主持衡山南岳书院、吴雄创立平江阳坪书院、曹集主持白鹿洞书院、李埴讲学于夔州、周奭讲学于湘潭昆仑桥等等。他们在发展地方教育、传播文化知识、普及儒家思想并由此而开发民智、提高国民（尤其是普通劳动民众）素质等方面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宋代所以会出现“虽牧儿盍妇，亦能口诵古人语言”的现象，与书院教育所发挥的社会作用密切相关。如果说宋代出现了上层文化向下层文化的转移（而理学又正是在这转移过程中兴起的），那末，书院教育则是这种文化下移的关键环节。由此亦可见传承和发展文化学术确为书院教育的重要职能之一，而这一重要职能的充分发挥，对于理学的兴起、传承、普及以至整个宋学的繁盛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

宋代是书院获取显赫声名并得到较大发展的时期，全国创建书院约720所。北宋时期时，书院初兴，很多学者择山林僻静处，创办书院或精舍进行讲学，出现了一些闻名全国的书院，如我们耳闻能详的宋代四大书院：江西白鹿洞书院、湖南的岳鹿书院、河南的嵩阳书院、河南的应天府书院。但这些书院尚未与当时新兴的理学思潮结合起来，它们主要致力于补官学教育和传统私学教育的不足。正如着名理学家朱熹、吕祖谦所揭示的：“予惟前代庠歑教不修，士病无所于学，往往相与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讲习之所。而为政者乃或就而褒表之，若此山（指石鼓书院）、若岳麓、若白鹿洞之类是也。”“窃尝闻之诸公长者，国初斯民新晚五季锋镝之厄，学者尚寡，海内向平，文风日起，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大率多至数十百人。嵩阳、岳麓、睢阳及是洞（指白鹿洞）为尤着，天下所谓四书院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