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弱的南宋为什么可以维持100多年
一提起南宋，我们眼前马上会呈现一幅积贫积弱、备受外敌欺辱的景象。的确，自从北宋东京开封失陷后，仓皇逃离金人铁蹄的赵氏统治者于1127年在临安（今杭州）建立南宋开始，直到1279年灭亡于蒙古铁骑之下，整整153年的历史，它留给世人更多的是国弱君昏、政治腐朽，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也只有岳飞的精忠报国、“丹心万古名不灭”的文天祥这些彪炳千秋的英雄豪杰和遗臭万年的奸臣佞邪。
在我们抚膺叹息之时，大多数人却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只拥有残山剩水半壁江山的南宋王朝，在冗兵、冗官、冗费的沉重负担下，在民弱兵乏的状态中，何以能一次次抵挡住金人和蒙古人的金戈铁马，何以能维持其腐朽没落的统治达一个半世纪之久？而与其同样是偏安一隅的西夏和大理，却早已灰飞烟灭在异族的号角中。在其穷侈极欲的统治背后，究竟还掩蔽着多少不为我们所知的事实？南宋历史就是由这些不和谐的音符撞出的一支让人惊叹的交响曲，在看似不和谐中，我们又总能发现其和谐的因子。这就是南宋，一个许久以来一直被我们误解了的王朝，一个虽衰犹荣的王朝。让我们揭开历史的层层面纱，还原一个真实的南宋。
赵氏统治者南渡后，在10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沉醉在苟且偷安的现状中，他们把临安（今杭州）当做自己的家乡，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诗云：“楼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当汴州。形象地向我们描绘一幅在闻名于世的西子湖畔，风景如画，歌舞生平，人文景观繁荣的景象。统治者们一味荀且偷安，始终末能重振国威，对外不能收复失地，对内不能富国安民，却培养了统治阶级的豪华奢靡之风。”
赵氏王朝虽偏南一隅，但金和元始终末放弃这片富庶的土地。在南宋150多年的统治中，与金以至后来的元在北部和西北部边境战争不断，虽然中间因和议暂时休战，但小规模的骚扰持续不断。为此，南宋不得不需要庞大的军队来抵御外族的侵犯，维持自己的腐朽统治。
南宋建立后，疆士只有北宋的三分之二，所辖区域只有两浙、福建、四川、湖北等地。人口约有五、六千万。在这有限的土地上，却要养活几千万人口，还要要赡养庞大的军队；负担官员和宗室的费用支出；满足自己奢侈的生活；同时，每年还要交付金朝数量可观的岁贡，岁币。这些钱财出自何处，生活一直处于贫弱状态的人民已无力再被盘剥，宋政府只能另辟它径。
我国与海外诸国的贸易，自秦汉以来就相当发达了，唐代有了进一步发展，北宋在唐的基础上则更加扩大。海外贸易给北宋财政带来非常大的影响。宋太宗时，通过市舶司所收的犀象、香药等舶货，一年收入达到30万缗，并逐年增加，到了宋英宗时，此项收入就高达63万缗，是国家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南宋政府意识到了海外贸易的重要性，大力发对外贸易，利用国家“近水楼台”地理位置的优势，同国外积极开展贸易，从而来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作为解决统治期间财政问题的方法之一。到了南宋绍兴年间，市舶司的收入就已经达到了约为200万缗，在南宋6000多万缗的总收入中，约占3％左右。通过这些数据，我们似乎可以看出一点端倪：南宋王朝为什么能在民贫国弱、外有强敌的情况下，依然有效地维持整个国家的运转，这似乎与其发达的海外贸易有着易被忽视的某种密切联系。
南宋的统治者意识到了发展海外贸易对其维持统治的益处，因此，鼓励外国商人来华贸易，也鼓励国人到海外经商。高宗就曾在一次上谕中说：“市舶收入特别有利于解决国家收入问题，应当依照从前的办法，招引远方外国商人来中国，扩大经商，发展贸易”。南宋赵汝适在《诸蕃志》也说：“在泉州、广州设置市舶司主持对外贸易，目的是想既减轻人民负担又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这与那种崇尚洋货、追求奢华的做法完全不同。南宋特别优待远方外国并鼓励中国商人到海外经商。”除此之外，政府还采取一些保护贸易的措施，促进了与各国贸易的往来，调动商人们的积极性。高宗曾说：市舶收入特别多，如果管理得当，一年起码是上百万，难道不比取之于民更好吗？
南宋政府规定：外国船只因风浪而漂泊在我国的各口岸，若船损坏，船主不在，当地官员要修补船只，若主人来找，要将船只返还”，“外国商人在中国如遇到官吏的勒索，可越级上诉”等。南两宋政府又在通商口岸创办了招待所，如明州有来远译（后改为安亭），杭州有怀远译，外商首领来时要“妓乐”迎送，并准许他们坐轿或骑马，当地官员亲自接见；出海时，要设宴钱行。南宋政府的这些措施，鼓励了商人们的贸易往来，促进了海外贸易的发展。这种开放的对外贸易政策与明清之际的“海禁”政策有着天壤之别，正是南宋这种积极的开放的对外贸易政策，使南宋的对外贸易在北宋的基础上，呈现一幅生机勃勃的景象。
与以往历代王朝相比，南宋的对外贸易达到了繁荣的项峰。其贸易范围之广，沿海贸易港口之多，进出口商品品种和数量之大，都是其它朝代无法相媲美的。而这种扩大的海外贸易，反过来，对宋代社会经济和国家财政发生了重要的影响和作用。据周去非《岭外代答》和赵汝适《诸蕃志》的记载，与南宋通商贸易的国家就达50多个，包括三佛齐、占城、真腊、高丽、日本、大食等，从西太平洋到印度洋、波斯湾，其范围确为汉唐所不及。由于贸易的繁盛，南宋时的广州、杭州、泉州都是响彻大江南北，名噪一时的贸易口岸。广州一直是以“富盛多宝货”着称的阿拉伯人聚居之地，他们聚居的西园附近还种植不少的奇花异草，而今天广州只所以有“花城”的美誉，大概与之也有关联吧。自唐以来就是中国对外贸易的四大口岸之一，南宋时，因泉州周环植入的刺桐树，被中外旅行家和商人写入旅行日记而驰名世界。1974年，泉州湾出土的南宋古海船，制作工艺精良、技术先进，领先同时期世界水平，这说明了我国的对外贸易及造船业在南宋时泉州已相当发达。
南宋繁荣的对外贸易不仅有利于增加政府收入，其更深远的影响是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巨推动力。南宋从海外进口的物品大约有410种以上，主要有：有关物资生产资料的舶货，如生铁、镔铁，对社会生产自然是有益的；许多生活必须的生活资料，如铜器、折扇、花番布等器物，这些产品大多数与当时的劳动人民无缘，但他们的进口有益于上层商业的发展；药品，如红花、茯苓、苏合油等；此外还有工艺品和奢侈品等货物。南宋政府从海舶贸易中所得货物，不仅充作奢侈品自行享用，还用为本钱拨给各库，并在榷易院出售，赚取更多的收入。杭州就设有专门的榷易院出售各种舶来品。由于大量的外贸货物充斥市场上，市场中商品的数量和品种的增加，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上，商业出现了繁荣的景象。，由对外贸易发展连锁反映引起商业的繁荣，一般说来，商业的繁荣必然会带来经济的发展，我们似乎逐渐揭开了南宋外有强敌压境、内有“奸帝奸臣二人转”仍保持半壁江山为赵家所有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