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15条的处境：南宋政府对官吏考核的规定
南宋15条，指的是南宋政府对官吏考核的规定。15条都是什么内容呢？（一）奉行皇帝的“手诏”有无违背乖戾之处；（二）任内有哪些“兴利除害”的措施；（三）是否有朝廷省司将本路过失“上簿”的记录以及尚未责罚处理完毕的过犯；（四）受理诉讼及指挥州县处理公事有无稽滞不当；（五）是否曾经通过受理吏民词讼，而纠正州郡结断不当的事件；（六）任内各类职事有无废弛，措置施行有无不当；（七）奏请及上报朝廷省司的文字有无卤莽乖谬；（八）对于所部官犯赃流以上罪者，是否及时予以按察，按察结果是否确当；（九）荐举所部官有无不当；（十）“劝课农桑”效果如何；（十一）“招流亡、增户口”是否见效；（十二）应该巡历哪些州县、自何月日出发至某处、何月日还本司，是否有分巡未到之处；（十三）逐年应合上供的钱物是否曾经超期违欠；（十四）所部刑狱有无平反及驳正冤滥，是否淹延稽滞；（十五）防范、缉拿贼盗，已获未获各若干。
第一条是关于政治的，要求官员必须与皇帝保持一致，以下诸条，都与实绩相关。然而，即使有这些非常具体的实施条文，朝廷最终还是难以了解官员的实际品行、才能与实绩。考核成了形式主义泛滥的一种。
官吏考核的制度和方法，在我国可谓源远流长。据《周礼》记载，西周时期小宰、太宰、史官和司士执行监察职能。小宰和太宰主持官吏的考核，分别从行政能力和行政规范两个方面考察官员，具体内容有六项之多：“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尚书》对考核的时间也有记述：“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
后来各朝大都采取了3年考绩的办法。从汉代至唐宋，大抵一年一小考，三年一大考。汉代考核的结果，最好的称最，差的称殿。唐代官吏考核分为三等九级，即上、中、下三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个级别。
官吏考核方式方法虽然不一定很完满，但能作为一种制度延续下来，自有可取之处，对官员的管理肯定发挥了积极作用。凡事都有吊诡之时，实行既久的官吏考核也是如此。到了唐代中后期，监督、制约机制的不完善，官僚体制的各种弊端表现得较以前突出，考绩在很大程度上逐渐流于形式，将被考核的官员一律定为“中上考”的情形越来越多。
某些人因身份地位，基本是未考核已定级。所谓的“考”，实际是花费人力、物力，把形式认认真真演诵一遍，然后堂而皇之地在上考中再区分为上中下三等。
熙宁、元丰年间，对于各级地方官员的考核，政府出台了比较系统的法规，不再局限于“礼义兴行”“清白而有治声”这类抽象字眼，而是颁布了比较明确细致的条文，力求做到“凡职皆有课，凡课皆责实”。
可最后却难免走入疲软之境，原因何在？
首先在于专制的统治。朝廷的主导思想变化无常，“一朝天子一朝臣”，即使政令条文俱在，各个时期对它的理解并不一致，又如何认真执行？其次在于主管部门玩忽职守，执行检查不力，使得制度法规形同虚设。南宋高宗绍兴六年，殿中侍御史周秘曾经上言说：“国家规定以十五项条目考核监司，以四善四最法考核守令，考核保奏有一定期限，考核不实者有罪。而五六年间，唯有成都潼川路奏报一次，其余诸路课绩一概不曾申奏。结果法令废弛，善恶能否无从辨别。”邓小南教授讲过一个例子：宋仁宗天圣年间，有个名叫李应几的人，已经官至工部侍郎，忽然被揭发出以前做兖州知州时贪暴不法，因而被撤职查办。仁宗大惑不解，问身边大臣：“李应几既然这么贪婪，怎么会升到如此高官呢？”宰臣们回答说：“他确实一贯不够清廉，然而监司并未检举他的过失，所以逐级上升，到了这个位置。”何止这位皇帝不解，我们同样不理解。
到了清代，考绩仍未摆脱走过场的尴尬局面。《晚清官场规则研究》
记述晚清的考核制度云：“内阁汉侍读仅2缺，另称‘正副阁长，例均保列一等。旗人侍读14缺，必须兼诰敕者才能保为一等。翰林院自侍读至检讨，必须在南书房、上书房入值，在清秘堂、国史馆任提调以及办院事、协办院事者，可保列为一等。”同过往的朝代一样，官员的特殊群体仍然享受特殊待遇。体制不变，监督机制不变，考绩就难免沦入严重形式化，唐宗宋祖都如此。
考绩走过遥远的路途之后，形成了意味深长的情势，一面是高层千方百计堵塞漏洞，另一面则是在具体的操作中日益流于形式，严重程式化。考核的标准和内容，从先秦到清再到国民党政府虽有很大差别，但性质基本相同，大多是对官吏自身的道德要求，和具体的业务能力。也就是荀子提出的“德以叙位，能以授官。”其实，专制之下，德哪里靠得住呢！初始有德，终末无德，甚至始终无德的现象都与专制制度相伴相随。
1930年，国民党政府颁布了《整饬官常令》，称“首崇廉洁，严禁贪污。”1946年又颁布了《惩治贪污条例》，条例的规定极其严厉，“对于违背职务之行为，要求期约或收受贿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处死刑、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足见，条例对贪污的惩处是很严厉的。
从1927年到1949年，国民党南京政府，颁布了数以百计的各类监察法规，但政府大大小小官员均把这些法规视为具文，依然贪墨不止。国民党的倒台，不是一种因素造成的，但重形式不重实效，使律条成为一纸空文，肯定是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