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日本
日本与我国的交往，可以上溯到汉代。西汉时期，居住在日本岛上的民族称之为倭人，分为大小不等的100多个小国，他们主要通过朝鲜半岛与汉朝来往。东汉光武帝中元二年（57），日本岛南部的倭奴国遣使通好，刘秀“赐以印绶”（《后汉书》卷85《倭传》）。这颗金印于18世纪在日本九洲志贺岛崎村出土，上面刻有“汉倭奴国王”字样，是中日人民长期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汉魏以后，中原地区的汉字、绘画、农业等相继传入日本，尤其是儒家学说传入日本后，对日本的社会、生活产生了很大影响。
隋唐时期，日本社会正处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阶段，对隋唐先进的政治制度、文化科技与宗教艺术等极为向往，于是日本派出了大批的遣隋使、遣唐使。从贞观四年（630）到乾宁元年（894）的200多年间，日本派往中国的遣唐使共有19次，实际到达的有16次。日本派往中国的遣唐使组织完备，有大使、副使、判官、录事、翻译、医师、阴阳师、画师、史生、射手、船师、音乐长、声音生、玉生、锻生、铸生、细工生、船匠、舵手、水手长、水手，其中不仅有执行外交事务的政府官员，更多的是留学生、学问僧。这些使者对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给唐朝带来了日本的生产的珍珠绢、琥珀、玛瑙、水织?等珍贵物品，中国的丝织品、瓷器、乐器、文化典籍也由他们传到日本。
在中日交往中，留学生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随着遣唐使到达中国以后，被安排到国子监学习各种文化知识，在长期的学习过程中，与诗人、学者结下了深厚友谊。有些日本留学生长期滞留中国，甚至终生不还。在唐朝历任光禄大夫、御史中丞、秘书监等职的日本留学生晁衡（阿部仲麻吕），经常与李白、王维等人赋诗答对，于大历五年（770）病逝长安。那些学成回国的留学生，对唐朝文化在日本的传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来唐朝学习的日本学问僧人将近百人，他们不仅研究佛经，还广泛吸收中国文化。着名的空海和尚，于贞元二十年（804）来到中国，跟长安青龙寺僧人惠果学习密宗的同时，对中国的文学、文字都有深刻研究。空海回国之时，把180多部佛经带回日本，为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
隋唐的政治模式对日本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唐朝初年，在中国长期留学的高向玄理、僧旻被任命为国博士，参与国家大事。贞观十九年（645），他们仿照隋唐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在全国推行计口授天的“班田收授法”和租庸调制，促进了日本的封建化进程。行政方面，日本模仿隋唐的三省六部制和州县制，在中央设立二宫统率百官、设置八省分掌行政，在地方设立国司、郡司的分层统治机制。参照《唐律》内容制定了《大宝律令》及《养老律令》。公元645年是孝德天皇仿效中国首次设立“大化”的年号，所以此后的一系列改革均称为“大化革新”。日本的大化革新，不仅仅是政治制度的变革，而是全面参照隋唐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扫除落后的氏族社会，建立起以皇室为中心的封建中央集权帝国。
唐朝与日本的矛盾冲突，源于朝鲜半岛的军事纷争。日本一心想插足朝鲜半岛，很早就参与了半岛的武装冲突。龙朔三年（663）八月，唐军在白江口与日本军队进行了激烈战斗，焚毁其战船四百余艘，日本士兵相继投降，百济局势逐步稳定下来。
从整体来看，和平交往是唐代中日关系的主流，军事斗争只是其中的插曲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