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前期贞观群臣的咏史诗创作

一、初唐前期的文化、政治氛围

初唐是唐代发展进程中的第一个阶段，如前所述，初唐前期唐太宗首先开辟了中国历史上的“贞观之治”，政治上的清明给予了文人更高的参政热情，同时唐太宗还是一位纳谏如流的好皇帝，他与魏征之间的兼听纳谏，使其获得政治上的极大好处。他也亲自奖励进谏的官员。唐太宗还建立京师学，增建校舍，一时文教之风大盛，他还注重编修历史，所有这些都表明初唐前期政治稳定，国运昌盛，文化繁盛，对于咏史诗创作而言，是一个和平繁荣的盛世阶段。

二、主题倾向

（一）对古人进行颂扬、借鉴历史，表现出明显的儒家史观意识

初唐前期创作以贞观君臣政治集团为核心。虽然也有下层在野之士，但仅有王绩一人。在主题思想上，这一时期的咏史诗大多侧重对于古人的颂扬与历史的借鉴，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儒家史观意识。唐太宗李世民《咏司马彪续汉志》王《咏汉高祖》《咏淮阴侯》魏征《赋西汉》郑世翼《过严君平古井》欧阳询《道失》等，均表现出这种主题取向。如王《咏汉高祖》云：

汉祖起丰沛，乘运以跃鳞。

手奋三尺剑，西灭无道秦。

十月五星聚，七年四海宾。

高抗威宇宙，贵有天下人。

忆昔与项王，契阔时未伸。

鸿门既薄蚀，荥阳亦蒙尘。

虮虱生介胄，将卒多苦辛。

爪牙驱信越，腹心谋张陈。

赫赫西楚国，化为丘与榛。

王，字叔玠，太原祁人，唐初名臣。他的这首诗采用史传体的方式，来咏赞汉高祖刘邦的雄伟霸业，实际上是借汉喻唐，歌颂唐太宗。有的学者认为：“‘无道秦写隋，西楚项王就是写李密。”这种说法过于比拟，未必是这样。但是诗的主旨是颂赞李世民的盛业，则是非常明确的。其《咏淮阴侯》一诗也是采用史传体的方式，主要歌咏韩信辅佐汉高祖刘邦的丰功伟绩：“道契君臣合，时来名位彰。北讨燕承命，东驱楚绝粮。斩龙堰濉水，擒豹熠夏阳。功成享天禄，建期还南昌。”但结尾四句又对功臣的最终命运深表慨叹“吉凶成纠缠，倚伏难预详。弓藏狡兔尽，慷慨念心伤”。这种慨叹可能深含讽谏，是基于现实的考虑。唐太宗霸业已成，功臣功成名就后，如何避免兔死狗烹、祸福难预的历史悲剧，就成为摆在功臣面前的一大现实问题。《资治通鉴》卷194载：“（贞观六年）九月，己酉，幸庆善宫。……同州刺史尉迟敬德预宴，有班在其上者，敬德怒曰：‘汝何功，坐我上！任城王道宗次其下，谕解之。敬德拳殴道宗，目几吵。上不怿而罢，谓敬德曰：‘朕见汉高祖诛灭功臣，意常尤之，故欲与卿等共保富贵，令子孙不绝。然卿居官数犯法，乃知韩、彭葅醢，非高祖之罪也。国家纲纪，唯赏与罚，非分之恩，不可数得，勉自修伤，无贻后悔！”（新、旧唐书中《尉迟敬德传》亦载此事）王珪也参与了这个宴会，疑此诗殆为此类事情而发。又如魏征《赋西汉》云：

受降临轵道，争长趣鸿门。

驱传渭桥上，观兵细柳屯。

夜宴经柏谷，朝游出杜原。

终藉叔孙礼，方知皇帝尊。

此诗作于贞观十一年（637），通过叙述汉高祖、汉文帝、汉武帝的史事，来赞扬唐太宗。但结尾却落脚于叔孙通确立礼仪以显示朝廷肃威的史事，侧面讽谏唐太宗要牢记创业艰难，强调要注重儒家礼乐建设，反映出魏征作为一个史学家、儒家的思想观念。再如欧阳询的《道失》：

已惑孔贵嫁，又被辞人侮。

花笺一何荣，七字谁曾许。

不下结绮阁，空迷江令语。

雕戈动地来，误杀陈后主。

欧阳询，字信本，博览经史，尤精三史，工书，《全唐诗》仅存此诗一首。此诗主要讽刺、批判陈后主宠信辞人，爱好浮华文学，以致误国的史事。这实际上是魏征所作《陈书》卷6《后主本纪》中的史论内容的一种诗性传达：“古人有言，亡国之主，多有才艺，考之梁、陈及隋，信非虚论。然则不崇教义之本，偏尚淫丽之文，徒长浇伪之风，无救乱亡之祸矣。”这首诗也有可能是针对唐太宗爱好宫体诗创作的现实而发。

（二）形成儒家史观的原因

贞观君臣为核心的咏史创作，侧重于对古人的颂扬与批判，注重历史的讽谏意义，颂美规箴，具有较为明确的现实指向。这里，历史成为一种为现实政教服务的手段。形成这种咏史创作的格局是有一定原因的。大唐建国之后，便开始考虑如何借鉴前代各朝的兴亡经验，以巩固、振兴新生政权。武德五年（622），朝廷着手编撰前代梁、陈、北齐史书，但没有成书。其后，贞观三年（629），太宗命重修五朝史，由魏征总知其务，由“令狐德、岑文本撰《周史》，孔颖达、许敬宗撰《隋史》、姚思廉撰《梁》《陈史》，李百药撰《齐史》”（《旧唐书》卷七十一《魏征传》）。唐初不仅重视对于前代历史的总结，而且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也非常注重引史为谏。这在唐吴兢《贞观政要》中，特别是第8卷《辨兴亡》中有充分体现。“贞观之治”局面的形成是和统治者注重历史经验教训分不开的。在这种情况下，贞观君臣一旦以历史题材作为诗的吟咏对象，便首先会从历史的戒谏角度去考虑创作的主题取向。同时这种主题的形成也和当时儒教文艺思潮的兴盛有关。在整个唐代，一般认为儒、道、释三教并行。事实上，仅从武德、特别是贞观时期来看，虽有尊崇道、释之举，但其目的不过是一种面对两教发展的既成事实，而采取的一种政治策略与技巧，儒教实际上处于一种特尊的优势地位。这是因为在经邦治国方面，特别是对于初兴政权，儒教更加适合于国家建设、统治和政权稳固的需要。

作为儒家学说一部分的文艺观畅行无阻也就成为必然趋势。综观贞观君臣的有关言论，他们强调的是文学的政治、教化和伦理价值。《隋书》卷76《文学传序》云：“文之为用，其大矣哉！上所以敷德教于下，下所以达情志于上，大则经纬天地，作训垂范，次则风谣歌颂，匡主和民。”咏史作家魏征的观点可以说代表了这种文艺观的创作原则。以史为鉴、作训垂范的儒家文学思想意识，决定了作家在咏史诗中颂美规箴，以期有助于现实政治、教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