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华鼎盛的大宋因何苟且偷安
社会的中兴，也挽救不了转型期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新变化，对南宋的社会风气特别是官场的腐败产生致命的影响。偏安一隅的江南，人间天堂的苏杭，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官场造成的强大冲击，使官吏经商成为风气，贿赂公行，贪赃枉法，吏治更为腐败。宋代的右文政策本来就造成了一支庞大的文官队伍，文官乃至整个士大夫阶层在价值观上发生变化，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膨胀，传统政治理想的失落，使社会精英阶层沦为物质享受的奴隶，自然要吟唱“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了。
陈寅恪先生曾称颂大宋王朝是“中华文明造极的盛世”！从种种数据资料来看，宋朝的确是一个当时走在世界先进行列的社会最文明、科技最先进、经济最发达、人文最鼎盛繁华的国家，领先发展高于其他世界各地数百年。其文明程度，汤因比认为它是最接近于近代文明的古代社会。其繁荣是以发达的经济作为基础的，用现时流行的GDP（国民生产总值）作标准，一位经济学家曾在凤凰卫视节目中称：“唐朝时中国GDP约占世界的1/3，宋朝最高时在51%至53%之间；而现时即使按购买力标准就高计算也仅占7%。”正是因为宋代高度发展的商品经济，造就了陈先生所说的“盛世”。
结束了五代十国以来分裂局面的宋太祖赵匡胤、太宗赵光义，尽管他们统一之后的江山，在中国历朝历代中是比较狭小的，国防力量也最弱，但开国两代君主都把解决民生问题摆在第一位。他们多次下诏，招集流民，奖励垦荒，尽快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太祖乾德四年的诏令规定：“自今百姓有能广植桑枣，开荒田者，并令只纳旧租，永不通检。”至道元年的诏书曾说，各州军的旷土，允许农民请佃，“便为永业”并可以免除三年租税，三年以外输税十之三。（《大宋诏令集》卷一八二，《募民耕旷田诏》）与此同时，朝廷对地方官也采取奖励政策，以各地垦田及户口增加的多少进行奖赏。此后几位北宋皇帝：祥瑞天子宋真宗，仁德天子宋仁宗，承平天子宋英宗，革新之主宋神宗，直到宋哲宗，北宋的帝王大都继承了太祖宽厚仁爱的性格，吸取了五代之乱的教训，治政宽松，少有用兵，予民休养生息，大大促进了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据王安石在《王文公文集》卷三十六，《新田诗序》中说：“其南背江，其北逾淮。父抱子扶，十百其来。”苏轼在《东坡集·前集·新渠诗》中也说：“新渠之民，自淮及潭。挈其妇姑，或走而颠。”司马光在《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寄唐放吴辨叔二兄》一诗中说：“方城古称险，远在豫州南。近岁污莱辟，新民秦晋参。”当时唐州的全民垦荒更是热火朝天，郑獬在《论河北流民札子》中记载，唐州官吏到河北招民垦荒，前后十余年。河北流民到唐州的不知有几万户，不单是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进行迁移，甚至连河北地区的中户以上的人家，也有赶着牛车，“驱仆跃马”，“随众而迁”的。唐州外来垦荒的农民包括两淮、湖南、陕西、山西、河北等地之人，简直就是全国大垦荒。
在开垦荒地的同时，朝廷和各级郡县大搞农田水利建设。疏浚水路交通河道和挖掘灌溉河渠，北宋都是中国历史上各封建朝代成就最为突出的，超过了大唐。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就搞了超前的南水北调的伟大工程，自南阳下向口堵堰，引白河入石塘沙河，合蔡河以达开封，准备沟通襄阳、潭州（长沙）的漕运。宋朝廷征调各州农民及部分州兵共数万人，崭山填谷，开挖运河一百余公里，到达方城。后因方城地势太高，难以逾越而中途作罢。但宋人的这富有理想的超前计划，对千余年后今天的南水北调工程都有启发和参考价值。宋代每年都要抽调数十万民工修治黄河，淮南、江浙、江南以及以太湖为中心的农田灌溉水利工程，基本上形成了灌溉网络。
与发展经济相适应的是，宋朝廷在行政上也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为限制唐、五代以来的节度使权力，太宗淳化四年（993年）将全国分为十道，至道三年（997年）再改全国为十五路，相当于后来的行省。中央设立漕司和仓司。漕司长官为转运使，主要掌管一路财赋，运往京师及其他指定地点，同时督察地方官吏。仓司长官为提举常平，主管地方常平仓、义仓及赈灾等民生问题。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处在转型期的社会，农业生产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带来了商品经济的繁荣。社会财富的积累和增长，又带来了人口的急速增加，为发展农业、手工业生产提供了大量必须的劳动力，社会进入了一个良性发展。《宋史·地理志》上有这样一组数字：太宗至道二年，全国主客户总数还只3574257户，按每户以5口计算，也就1800万人口。到徽宗大观四年，全国主客户已达20882258户，还是以每户5口计，全国人口猛增到了1亿左右。
宋代在大隋运河的基础上，进一步修浚沟通黄河、淮河、长江和江南运河。宋王朝每年通过南北交通大动脉，从江南把六百万石粮食和大批物资，运送到京城汴梁，造就了汴梁城的空前繁华。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生动地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宋王朝首都汴梁的繁华景象：郊外的谷场上，远处槐、椿林树依稀。树木有的刚刚吐绿，有的一芽未发寂然而立，点名了早春的时节。春柳初绿的道上，富户人家十数人外出归来，在街口与一对夫妻相遇。披斗篷的女人骑公驴在前，男人头缠柳枝，赶驴在后，多么惬意的踏春野游。汴河码头上停泊的运粮船、搬运工，繁忙地运粮。虹桥码头是汴京东南粮物集散地，河中的船只多种多样。船上的工人有的在卖力掌舵，有的在淘米、舀水，生活气息迎面扑来。岸上有五位纤夫在拖船。全画的高潮部分，描绘了一艘正准备钻桥洞的大船，由于桅杆还没完全放下，有挂坏桥洞的危险。船头将要与一艘顺水而下的船相撞，情势危急，引起桥上岸边围观群众不小的骚动。桥上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接着，展现的是几艘沿汴河而上的船只及岸上的客栈。由于清明时节，一些房屋中空无一人。临河的客栈，搭有彩楼。街道上店铺林立，店家在招揽生意，行人或行或立或坐下休息。出城的人群和车队，人与牲畜神形兼备，造型极为生动。护城河桥上有百姓休憩赏景。气势雄伟的城楼，有回廊露台马道，建筑精美，半开的城门下有驼队经过。十字路口，摩肩接踵的人群和满是商业广告的店铺，如现代都市般繁华热闹。
看了这一幅国宝级的画图，说大宋是当时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应该说是没有什么人会有太大异议的。在蒙古人的铁骑一路践踏过来，导致当时的中国经济大幅度倒退的元朝初期，那已是大宋朝的明日黄花，可在马可波罗这位没有真正见过世面的老外眼中依然还是被看作是天堂一般的奢华。由此可见，鼎盛时期的宋朝真正的繁华景象是多么让世人难以想象，多么不可思议！
两宋时期是继唐之后中华文化的又一个新的高峰，在经济、文化、科技、艺术等方面都取得了极大成就，很多领域已经对唐朝有了全面的超越，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商品经济水平更是超越以往，城市、市镇极其繁荣。而在技术改进与租佃制的推动下，农业生产获得显着发展；手工业分工细密，工艺先进，产品闻名于史。宋瓷、宋版书、宋代丝绸远销海内外，侥幸存留至今的，都成了稀世宝贝。在科学技术领域更是硕果累累，而活字印刷、指南针及火药的发明和应用，更对人类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宋朝虽然是马上得来的天下，但多数皇帝生性宽厚仁德，质朴自然，缺乏枭雄的霸气，能够体谅劳动人民的疾苦，希望能建立一个理想的“仁治”社会。这就可以解释宋朝为什么社会环境宽松，人民安居乐业，从而开创了一个昌明繁华的太平盛世。
宋代的文学艺术发展超越了汉唐，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次难以逾越的高峰。我们所说的“唐宋八大家”，其实唐代的只有两家：韩愈、柳宗元，其余六大家都是生活在宋代，他们是“三苏父子”苏洵、苏轼、苏辙，此外是欧阳修、王安石、曾巩。宋代词家更是群星灿烂，可以列出一长串响当当的名字：宴殊、柳永、黄庭坚、秦观、周邦彦、李清照、陆游、范成大、杨万里、辛弃疾、姜夔等等。唐诗宋词，成为中国文学的纪念碑。哲学思想上的周敦颐、程颢、程颐，奠定了宋明理学的基础。南宋的朱熹更是将儒家的理学思想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境界，不仅对中国，而且在世界很多国家，至今都仍在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宋代名人辈出，抗金、抗元名将杨继业、岳飞、陆秀夫、文天祥，无数小说戏剧中的包公形象、杨家将形象，农民起义的梁山泊一百零八将，千百年来流传至今，家喻户晓，成为国人的精神食粮。
大宋朝如此繁华鼎盛，为什么到徽、钦二宗时代，突然来了个靖康之耻？北宋覆亡南宋兴起，且又有南宋中兴的盛况呢？宋朝人为什么屁股上坐着无与伦比的财富（看GDP）和盛世的荣华，而情愿偏安东南一隅呢？
在宋代这个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重要转型时期，北宋几位皇帝重视垦荒发展经济，但是在农村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刺激商业经济发展起来以后，政治体制的改革和思想文化的创新严重滞后，跟不上形势的发展。也就是物质财富突然增加以后，如何平衡各阶层特别是农民阶层的利益，没有找出更多更好的办法。所以大宋一朝，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北宋开始有王小波、李顺起义，接着有着名的方腊、宋江起义，南宋又有钟相、杨么起义。宋神宗时代，虽然有过王安石的变法改革，但是这场流产的改革，对于宋王朝的官场、文人学士无疑是一场大地震般的灾难。
宋神宗即位后，曾与侍臣议论天下大事，很赞赏王安石的《言事书》。年青的宋神宗是个非常好学的人，经常不断向大臣征询改革的意见，比起前朝宋英宗，“性气越紧，尤欲更新之。”他想改变真宗、仁宗、英宗以来政治上松弛的状态，想学唐太宗，希望有一个像魏征那样的宰相去辅佐他。神宗第一次召见王安石，就问：“为治所先？”王安石答：“择术为先。”又问：“唐太宗如何？”回答：“陛下当法尧舜。”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王安石与韩维同时做了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便开始雄心勃勃的变法改革。但是变法改革遭到官僚阶层的强烈反对，苏东坡就站出来反对王安石变法。后来王安石变法失败，司马光尽废新法。经过这一折腾，农民不仅没有得到实惠，而官场早搞得分崩离析，知识精英们更是党派林立，贬谪的贬谪，流放的流放。
由王安石变法引出的党派之争，到哲宗、徽宗时期，已完全失去政见分歧的意义，成为权力场上的勾心斗角。而最终是一批心胸狭窄、善于逢迎的官僚把持了朝政，政治的腐败日渐严重起来。但在北宋后期直到金人入侵之前，却有一番歌舞升平的气氛。特别是爱好书画游乐宋徽宗，比前朝各代都更宽松，民间虽发生过方腊、宋江等人领导的反抗活动，也很快被镇压下去。从《清明上河图》到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中，可以看到当时北宋大都市的繁华与热闹。
可以说，在徽宗时期，这种基础虚弱的繁荣达到了顶峰。《东京梦华录》如此描写汴京的奢华：徽宗被高俅等人引出皇宫，一路穿大街，过小巷，但见到处是歌台舞榭，酒市花楼，看得徽宗皇帝好不高兴。天色将暮的时候，来到金环巷。这里的风趣又与他处不同，户户家家，帘儿底笑语喧哗，门儿里箫管嗷嘈，是汴京城有名的妓院所在地。原来高俅常常在这里出入，尤其认得名妓李师师，特地把徽宗引来。有诗一首形容李师师的美貌：亸眉鸾髻垂云碧，眼入明眸秋水溢。凤鞋半折小弓弓，莺语一声娇滴滴。裁云剪雾制衫穿，束素纤腰恰一搦。桃花为脸玉为肌，费尽丹青描不得。
纸醉金迷的生活，也影响着这一时代的文人的生活与创作。北宋后期文坛上的重要人物，大都出于苏轼门下，因此都不免一度受到排挤甚至迫害。他们的性格比苏轼要显得软弱，他们的创作也少有苏轼那种自由奔放的气质和恢宏开朗的精神。而在形式与语言技巧方面，他们却更为讲究，抒情内涵便深藏这种讲究之下。而词作为一种与都市生活及士大夫的享乐需求密切关联的文学体裁，在当时繁荣而浮靡的社会风气刺激下得以进一步的发展，语言和技巧也更加圆熟与精美。但其基本格调却不是沿着苏轼所开启的方向，而更多地沉醉在花街烟柳中。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禅宗在当时很兴盛。佛学的发展无疑引人逃避现实，走向红尘之外的超脱与虚无。
到了南宋时代，抗争与消极并存，偏安一隅的思想大行其道。社会的中兴，也挽救不了转型期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新变化，对南宋的社会风气特别是官场的腐败产生致命的影响。偏安一隅的江南，人间天堂的苏杭，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官场造成的强大冲击，使官吏经商成为风气，贿赂公行，贪赃枉法，吏治更为腐败。宋代的右文政策本来就造成了一支庞大的文官队伍，文官乃至整个士大夫阶层在价值观上发生变化，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膨胀，传统政治理想的失落，使社会精英阶层沦为物质享受的奴隶，自然要吟唱“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