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时期作坊的兴盛与纸币的出现
纸币对于我们来说是那么熟悉，那么普通，那么容易让人忽视。当我们每天享受着充当交换媒介的纸币带来的便利时，你是否想过，纸币是从何而来？为何出现？何时发明？当我们探寻纸币历史发展的足迹时，另一项世界之最的发现震撼了我们。除了我们一直引以为豪的对人类文明发展影响深远的四大发明活字印刷术、火药、指南针、造纸外，影响世界文明进程的另一重要贡献纸币，也是最早源自中国。在公元10世纪末出现在我国四川境内的交子，是迄今所知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人类使用货币的历史已有3000年，而出现纸币的历史还不到1000年。
正因为如此，自从交子产生后，人们对其产生的研究不绝于书。正如我们所知，纸币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而“积贫积弱”的北宋；山河破碎，偏安一隅的南宋，似乎与纸币产生所需的条件背道而驰。那么，在国弱民贫的宋代是什么推动了纸币的产生和应用，在其贫弱的前后是否还掩蔽着被我们忽略的东西。带着种种的疑问，我们要再一次回到外敌强伺，内部歌舞升平的赵氏王朝，还原一个真实的宋代。
手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部门，在封建时代，它的盛衰与农业、商业及货币经济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宋代中国的海外贸易发展达到了新的高峰，伴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并出现“苏湖熟，天下足”的农业繁荣景象，特别是到了南宋，在有限的疆域，将这种繁荣进一步推向巅峰。那么与它们有着密切联系的宋代手工业，其发展是否也开创了新的局面呢？
中国古代除了四大发明外，还有一项伟大的发明，那就是瓷器。翻开英语大词典，china即是表示中国，又代表瓷器。勤劳的古代劳动人民创造了辉煌灿烂的瓷器文化。到了北宋时代，中国瓷器发展进入繁荣跃进时代，形成了我国瓷器发展史上的高峰期。上个世纪后半叶，考古工作者在全国19个省、市、自治区的170个县发现了古代瓷器遗址，其中有宋窑的达130个县，占总数的75％，这一发现充分地显示的宋代瓷业的发达与普及。
宋代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形成了各具特点的南北八大窑系，北方的定窑、磁州窑、钧窑、耀窑；南方的景德镇窑、越窑、龙泉窑和建窑。他们各具特色，彼此辉映，构成了瓷器工艺百花争艳的繁荣景象。特别是景德镇的青白瓷代表了制瓷业的最高水平，青中有白，白中有青，胎薄而洁白致密，釉色温润而晶莹，素有“假玉”之称。其造型精巧，装饰丰富，采用刻花、印花、堆贴、镂雕等技法。景德镇自汉就有陶器的烧造，历代不替。“惟器不甚精，名亦未大着”，到了宋景德年间，所烧制的陶器“土白壤而植质薄腻，色滋润”。真宗命令进御朝廷，瓷器底书“景德年制”，其器光致茂美如白玉，成为海内争效的对象，景德镇成为瓷器的最高美称。也成为中国的瓷器中心。
宋氏南渡后，景德镇的瓷器已成为南宋重要的手工业之一。由于战争，北方许多名窑衰落，北方各窑的工匠迁移到南方，使南方的青瓷白瓷工艺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瓷器一直以来就是宋代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品，特别是到了南宋，由于海外贸易是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因此，景德镇的瓷器工业在全国及至世界的地位日益重要。南宋时，为适应繁荣的商品交换需要，景德镇窑区面积也不断地扩大，瓷窑就达300余座。可见当时瓷器手工业的繁荣程度。这种繁荣又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贸易的扩大，推动了南宋经济的发展，为纸币的出现提供了一个可能的因素。
中国古代传统的纺织手工业，历史悠久，技术精湛，包括丝织业、麻织业、棉织业、毛织业。两宋时期，由于桑、麻生产的发展，为纺织业提供了丰富的原料，农民都把纺织业作为家庭副业来经营，一方面用于交纳赋税，一方面用于生活补助，这样，与农业相结合的家庭纺织业获得了飞速的发展，在纺织业务占有重要地位。两宋时皇室贵族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对于高级丝织品的需求不断增加，因此为皇室贵族服务的官方纺织机构凌锦院、织锦院、绵院等于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二者共同将宋代的纺织业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阶段，出现了纺织业的繁荣景象。在许多地方出现了拥有数张或数十张织机、雇工织作的“机户”。在江南还出现了一些主要从事纺织的城市。宋代的纺织业，仍然是以丝织业为主，当时丝织品数量很多，政府赋税收入的绢帛就是盛强的3倍多，并且也种类很多，岁赋项目中光帛就有11项，丝织品达42类之多。单是蜀锦就有四、五十种，与产于京东路的“京绢”并称“天下第一”。其它的，亳州的轻纱、定州的缂丝、东阳的花罗、抚州的连花纱，越州的寺凌等都是当时着名的丝织品。明代张应文《清秘藏》中说：“唐绢粗而厚，宋绢细而溥，元绢与宋绢相似而稍不匀净。”可见，宋代的纺织技巧以细密轻溥见长，其纺织技术已炉火纯青，即使是后代也无法超越。
麻纺织业在宋代也得到了普遍的发展，由于农民所产的丝大部分作为赋税被政府搜括去，民妇处在“且看民妇能宵织，身上曾无挂一丝”的状况下，为解决穿衣问题，弥补生产和生活资料的不足，在发展丝织业的同时，大力发展麻织业，农民是“去年养蚕十分熟，蚕姑只着麻衣裳”。麻在政府的布帛之征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据《食货志》所列数据统计，宋政府每年的布帛收入占总数的17.6％，形成了成都府路、广南西路为中心的庥纺织业，麻纺织业遍布全国各地，是农村中最普遍、产地最广泛的纺织业。
到了南宋时，丝织业和麻织业继续向前发展。20世纪后期出土的南宋墓中的大量的丝织品，更直接反映出当时丝织品的精美程度。如福建福州出土的南宋黄升墓中，有480件各种衣服、鞋袜、被衾，以及134件成幅丝织品，出土的丝织品大量是印花和彩绘的，图案有各色花卉和鸾凤、飞鹤、蝶、狮等飞禽走兽，以及亭台阁楼和人物，这是出土的众多的南宋墓葬品中，最能代表南宋时期高超的丝织印染术水平的丝织品。南宋时江浙的丝织业发展更加普遍，技术也有新的提高。杭州杭坊所织的“唐绢”是绘画的上等材料，为多数画家所喜爱。麻织业也继续发展，广西所织的柳布、象布是商人贸易西方的畅销品。从我国汉朝建立海外贸易以来，丝织品一直是外国人所梦想得到的物品，成为我国海外贸易中重要的出口商品。宋代纺织业的繁荣，为当时海外贸易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繁荣的贸易又促进了纺织的发展。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南宋的纺织业达到了昌盛。在纺织业的带动下，家庭手工业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除了丝织业和麻织业外，棉织业也进一少发展到两浙路及江西地区。最早掌握织作棉布技术是海南昌市岛上的黎族人，北宋时传入闽广，到了南宋，得到进一步发展。20世纪70年代在浙江兰溪的南宋墓中出土了一条宽1.15米，长2.51米的独幅白色木棉毯，说明了南宋时棉织品已进入人民的日常生活，并已由华南延伸到长江流域，为元代江南地区棉织业的发展准备了条件。
中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向来有“兴于唐，盛于宋”的说法。饮茶始盛于唐代，到了宋代，制茶手工业和茶文化也发展到了一个新水平。北宋时的制茶业相当发达。仅四川一地区年产茶就高达3万斤，占全国茶叶产量的一半以上。由茶叶发展带动而来的饮茶业也进一步兴盛。宋人饮茶风日浓，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吴自牧在《梦梁录》中直白地表述了茶叶对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性，“人家每日不可缺者，柴、米、油、盐、酱、醋、茶”，这说是我们俗语所说的开门七件事，哪怕是贫困人家，一样也少不得。可见，茶叶对普通人的重要性。炽热的饮茶风促进了茶馆的兴起，茶馆与繁荣的城市经济相结合，市、郡、县及城市到处都是茶楼林立，在宋代形成了普及的局面。
造船业宋代也获得了较大的发展。除了唐形成的造船中心扬州外，宋代又增加了较多的造船点。汴梁有造船务，江南也有造船务，福建泉州，两浙明州，各有造船场。宋代造船技术有了较大的进步，嘉佑中，苏州昆山县，海上有一船，桅折风飘抵岸，为高丽人船，知昆山县事韩正彦召其人，犒以酒食，并使人为其船治桅。“桅旧植船木上不可动，工人为之造转轴，教其起倒之法。其人又喜，复捧手而冁”。可证明其技术之进步。1975年8月福建泉州湾后渚港发现一艘古船，船长24.2米，宽9.15米，有13个仓，能隔水，载重可达200吨，其建造技术先进，技术精良，证实为宋代船只，可见，南宋时造船业的发达。而造船业的发展又是南宋了海外贸易的繁荣的重要因素之一。
除了制瓷业和纺织业、制茶业外，南宋时的印刷业、漆器、金银器也都很发达，传世的南宋刻本书籍和出土的金银器、漆器的数量也不少。显示了南宋手工业的兴盛和技术的精湛。
南宋手工业在农业和海外贸易繁荣的基础下获得了飞速的发展，随着南宋城市经济的发展繁荣，商品生产与交换的日益扩大，城市人口的集中和城市工商业的日益活跃，为了维护手工业的利益和不断进步的商品经济关系，在唐代发展起来的市的基础上，宋代手工业商业行会组织也应运而生了。行会的出现是城市商品经济繁荣和发展的一座界标。
由于手工业与农业、对外贸易和货币发展存在着密切关系，而纸币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那么南宋农业、手工业和贸易的繁荣必然会促进城市经济的提升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从而推动货币的发展。宋代正是由于工、商、农的振兴，纸币也就应运而生了。
纸币最早产生于北宋的川蜀地区的成都，当时被称为“交子”。北宋时，西蜀已成为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它的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是仅低于农业最发达的江浙地区。是重要的稻米产区。粮食生产的发展促进了手工业和农业经济作物的发展。同时，在手工业中，四川是全国重要的纺织业中心，麻衣产量居全国之冠。而蜀锦、凌绢等丝织品的品种、数量和质量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被称为衣被天下。而造纸和印刷更是久享盛名。经济作物和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商品交换的发展和城市商业经济的繁荣。一些商业城市拔地而起，作为纸币“交子”起源的成都，就是这种商业城市的典型代表。当时的成都农业发达，“地膏腴，亩千斤，无闲田以葬”，出产的茶叶居全国之首，是着名的粮食、茶叶集散地。同时，也是着名的纺织品集散地，陶瓷集散地，纸张和书籍集散地。成都在经济上成为农业中心、手工业中心、商业中心，又是金融中心，成为“万井云错，百货川委，高车大马决骤于通途，层楼复阁荡摩乎半空”的“西南大都会”。
成都地区商品经济的发达和市场的繁荣，很多物资都要运往境外，为商业资本活动最佳途径的长途贩运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这种长途贩运通过贱买贵卖，利润丰厚。而从事这种长途贩运的商人他们财力雄厚，经营大宗买卖。他们在市场上购买和贩运商品时，必须使用市场上通用的货币，才能实现支付手段。数量多、重且额小的铜钱和铁钱很不适应大宗贸易巨额支付的需要；而用以往的盐茶兑换的盐引也不能代替货币的支付职能，只有额大、量轻的纸币才能满足大宗交易的需要。这样，宋代四川经济发展的程度已具备纸币产生的条件，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就在宋代四川这块商品经济繁荣的土壤中发芽、生长。
北宋虽然出现了纸币交子，但只限于四川境内使用，还末形成全国性的货币。到了南宋，商品经济和社会经济在北宋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对于纸币的需要也提上了日程。加之南宋以半壁河山与金元周旋了近一个半世纪，主要依靠恢复与发展南方（主要是指东南地区）的农业经济，而工矿业与铸钱业在南宋时呈现衰退不振的状态，而铸线业的衰退，又促使了纸币的发展，由于铜钱的缺乏，加上商业经济的繁荣，货币流通量增加，纸币的使用已成为时代的需要。南宋政府遂以民间出现的纸币“会子”作为东南地区的主要的流通货币，并进一步发展成为全国性的货币。
从表面上看，人们发明“交子”是由于铁钱重，不易于贸易，用交子这各纸币代替纸钱能起到“铁钱不便，交子即便”的作用。但是，人们不能随心所欲用毫无价值的纸币来代替铁钱。只有当纸币确实需要并具备了代表铸币的一切条件时，纸币才能起到代替铸币行使货币的职能。在这些条件中，就是因为宋代四川社会经济和商品交换的繁荣，已达到用大额纸币代替小额铸币占据大宗交易领域的水平。所以，正是由于四川经济的发展繁荣达到了需要大额纸币的水平，于是纸币产生了，这也是纸币出现在宋代的最本质的原因。纸币的出现及推广，也从侧面反映了宋代商品经济的繁荣，农业的繁荣，手工业的繁荣，商业的繁荣。正是这些繁荣，支撑着“积贫积弱”的南宋维持其一个半世纪的腐朽统治。正是工农商和贸易的繁荣，扶持南宋在强敌的环伺下，继续统治其日益缩小的疆域，成为蒙古统一道路上最后一个抵抗政权。在其繁荣的背后，我们看到了一个虽衰犹胜的南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