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征服高丽，和亲往来
高丽是918年由王建建立的政权，都城开京（今朝鲜开城）。高丽政权建立以后，先后灭掉新罗和百济，统一了朝鲜半岛。当蒙古军队进入中原时，高丽处于高宗王统治时期（1214年一1259年）。
元太祖十年（1215年），成吉思汗攻占了金朝首都中都（今北京），十一年，一部分反蒙契丹武装逃至高丽，攻取江东城而接使。元太祖十三年（1218年），成吉思汗为了消灭这支反蒙武装，派遣哈只吉、札剿等率领军队进入高丽，哈只吉请求高丽出粮出兵援助，于是，蒙古和高丽联合镇压了这支契丹武装。事后，哈只吉曾表示，愿意和高丽结为兄弟之邦。但成吉思汗不愿意高丽与他们平起平坐，令高丽为臣下之国，并派遣使者催督高丽向蒙古缴纳岁贡，因此，引起蒙古和高丽的连年战争。
高丽哪里是蒙古的对手，高丽国王王燕只好将世子即王储王倎派到蒙古做人质，以换取暂时的和平。
中统元年（1260年）三月，刚刚建立新政权的忽必烈还没有立足脚跟，就有了征服高丽的雄心，他曾经对高丽派过来的信使说过，将高丽与顽强抵抗的南宋混为一谈，其深意不言自明。高丽自然不敢与蒙古的铁骑进行较量，只能一次又一次地在忽必烈苛刻的条件中妥协。
中统元年（1260年），正值高丽国王王燕亡。陕西宣抚使廉希宪向忽必烈建议说，高丽国王曾遣其世子王倎入觐以为人质，如今已经三年了。现在王倎已死，如果乘机礼送王倎归国，帮助他继承王位，王倎“必怀德于我，是不烦兵而得一国也”。忽必烈听了，觉得很有道理，于是决定改变此前对高丽的征讨政策，实行扶植驯顺国王的招抚政策。忽必烈盛礼款待王倎，派兵护送归国，帮助王倎继承了高丽国王之位，是为高丽元宗。
忽必烈扶植王倎（后改名王植）即位以后，发布诏书，表示“解仇释憾，布德施恩”，答应王植可以恢复高丽往日疆土，保证王氏家族安全等，但高丽必须“永为东藩”。王植高兴地答应了。从此，蒙古和高丽结束了几十年的战争，两国进入宗主和藩邦的和平相处时期。
王植当上高丽国王以后，除自己亲自向忽必烈朝觐以外，还遣世子王愖等人入元朝觐。中统元年（1260年）六月，王愖遣世子王倎以自己更名王植之事奉表告知忽必烈，这是王倎第一次使元。至元六年（1269年）四月，王愖又一次入元朝觐。六月，高丽权臣林衍由于不满意王植附元，起兵逼迫王植退位，拥立王植弟弟安庆公王淐为国王。林衍害怕元朝不满意，谎称王植病危不得不传位给王淐，并上书元朝，企图骗取忽必烈批准。这时，王愖已离开元朝首都（今北京）返国，当王愖走到婆娑府（今辽宁丹东一带）时，听说国内发生政变，并了解到实情，立即返回元朝首都向忽必烈报告。忽必烈听后，大怒，立即派遣斡朵思乔花、李谔等赴高丽了解情况，接着，敕令王愖率兵二千，与大将蒙哥都等人前往征讨高丽，解决高丽政变问题。同时，忽必烈又派遣中宪大夫、兵部侍郎黑的等人持诏前往高丽，令王植、王淐、林衍同时入朝“面陈情实，听其是非”，又遣头辇哥国王等率领大兵压境，如果三人不按时来朝，即用武力解决。林衍心虚，不敢来朝，不得不废弃王淐，重新拥立王植复位。林衍不久病死，其子侄和同党不是被处死，就是被流放，政变者受到了应有的惩罚。接着，忽必烈令忻都、史枢为风州（黄海风山道）等处经略使，领军五千屯田于金州；又令洪茶丘领民二千屯田，而以阿剌帖术儿为副经略司，总辖之，从政治、军事方面加强对高丽的控制。
忽必烈帮助王植恢复了王位，王植感激涕零，至元七年（1270年）初，亲赴大都（今北京）拜见世祖皇帝忽必烈，表示感谢，同时上书中书省为世子王愖请婚，恳请世祖皇帝把公主嫁给自己的儿子。忽必烈见离丽王请求和亲，也有意通过这种政治联姻将高丽对元朝的依附关系进一步巩固下来，因此，他没有拒绝，只是说通婚是件大事，不能因为来京办其他事而顺便求婚，显得很不郑重，如果确实想联姻的话，就请国王回国后再派使者专程前来求婚。
至元八年（1271年）正月，王植再次遣使向元朝上表请婚。七月，王植又派王愖等28人入侍元朝。由于高丽一再请婚，忽必烈终于答应了这桩婚事。这样，入侍元朝的高丽世子王倎就成了元王朝的未来驸马。王愖为了讨取忽必烈的欢心，主动改穿蒙古服装，学习蒙古族的一些风俗习惯等等。王愖在元朝居住接近一年，至元九年（1272年）初返回高丽。十二月，王愖再次入元。到至元了一年（1274年）五月，忽必烈把自己的女儿忽都鲁揭里迷失（为阿速真妃子所生）嫁给王愖。两国通过和亲，关系更加密切了。
至元十一年（1274年）六月，王愖在大都完婚不到一个月，王愖的父亲王植就病死了。王植明确指出由王愖继位，在给元朝上奏的遗表中也说王愖“孝谨，可付后事”，请求元朝尽快批准他为高丽国王。七月，忽必烈下诏，正式册封王愖为高丽国王。八月，举行盛大典礼，正式即位，成为高丽史上的忠烈王。
忽必烈从派兵卫送王愖回国即位到将驸马扶上高丽王的宝座，把元朝和高丽的关系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可以说，忽必烈时期，是元朝和高丽两国最为友好时期。
然而，忽必烈时期的两国友好却是不平等的，一个是宗主国，一个是臣下的藩国，忽必烈决不允许一个藩国的国王与他平起平坐，因此，在政治制度以及风俗爿惯等方面都做了不同规定。高丽国王过去模仿中国帝王，自称“朕”，对下面的指示命令称“宣旨”，国王宣布的减罪免罪令称“赦”，百官向国王的报告和建议也称“奏”。忽必烈认为高丽国王作为藩国不应该使用这些字眼，令其改正。高丽国王只好把自称的“朕”改为“孤”，把对下的命令“宣旨”改为“旨”，把减免罪行的“赦”改为“宥”，百官向国王报告和建议的“奏”改为“呈”。
在政治制度方面，忽必烈虽然允许高丽保留原有的政权机构和制度，但“遣使谕旨，凡省、院、台、部官名爵号，与朝廷相类者改正之”，高丽于是将政府官称改为金议府、密直司、监察司等。元朝又在高丽首都及其重要地区派驻达鲁花赤，以监视高丽国王和各级官吏，干涉高丽军国大事。后来，忽必烈为了进行远征日本的准备和军事部署，特设征东行中陪省，以高丽国王为丞相，高丽成为元朝的一个特殊行省。忽必烈还规定，高丽必须向元朝送纳质子，赞助军役，输送靛饷，定期向元朝朝贡等等，为此，忽必烈将驿站制度推广到高丽，大大方便了交通。忽必烈还规定，高丽必须使用元朝历法，每年都向高丽赐国历。由于高丽为臣下之国，所以，高丽国王在接见元朝诏使或达昏花赤时，都是面西相对而坐，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分庭抗礼”。高丽国王与元朝大臣分庭抗礼，说明高丽国王已经降到与元朝大臣相等的地位，后来，由于忠烈王成了天子忽必烈的驸马，身价倍增，接见元朝使者和达鲁花赤，坐北向南，元朝诏使和达鲁花赤则分别东西相向而坐，虽然改变了以前高丽国王的屈辱地位，但仍然不能和元朝皇帝等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