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的经济：钱塘自古繁华，参差十万人家

南宋经济的发展，突出表现在城市的兴旺上。说起北宋画家张择端所画的风俗长卷《清明上河图》，大家一定有印象。它向我们展示了首都东京汴梁的富庶繁华。而南宋时杭州的繁荣远超北宋时汴梁城。柳永《望海潮》词云：“东南形胜，江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少，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重湖叠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笛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萧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好景，归去风池夸。”柳永把天堂杭州的富丽描绘的淋漓尽致。据说公元1161年金海陵王完颜亮发起对南宋的大举进攻，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受了这首词的影响。除其经济繁荣，南宋城市的规模和数量也远远超过前代。据统计，唐代达到10万户以上的城市只有13处，而到北宋中期时已达到46处。北宋时的汴梁和南宋的临安，是继南京、洛阳、长安（今西安）后，世界上第四个和第五个百万以上人口的大都市。据《咸淳临安志》记载，南宋临安城内有124万人，每天消费的谷物就高达3万石，这样的城市规模在当时是空前的，杭州成了当时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大城市。而14～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最着名的大都会伦敦人口也不过3.4万左右。难怪马可·波罗到了杭州以后，对它“颇具豪华气派的一事一物，惊讶得瞠目结舌，叹为观止”。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我国早在南宋王朝就我们创造了灿烂文明的国际大都市。

南宋商业繁荣的另一特点，就是打破了长久以来城市里封闭的里坊制度，建立了开放式的街巷制，商业打破了时空的限制，商业区于住宅区混杂，沿街、沿河开设各种店铺，形成熙熙攘攘的商业街。随着商业的发展，南宋出现了纯经济型城市。南宋末年吴自牧记载了当时临安城的繁华景象：“杭州及四方辐辏之地，客贩往业来，旁午于道，曾于虚日，处处有茶坊、酒肆、面店、果子、彩帛、香烛、油酱、食米等铺”，而且是“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四鼓，游人始稀，五鼓钟鸣，卖早市又开店矣”，上述文字向我们详细地描述了城中酒楼瓦肆、抵店商行、作坊夜市、肉米店铺、诸行交易等等繁荣景象和商业市场内部分工的细密，例我们对南宋的商业繁荣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今天还保存着宋人不少记录当时首都盛景的着作，出名的有吴自牧的《梦梁录》、周密的《武林（杭州）旧事》，佚名的《西湖老人繁胜录》等，这些着作所记当时临安的盛况，就是在今天读起来也令人叹为观止。

除南宋首都临安府城以外，其他城镇的商业也很繁华兴盛。如建康城府“舟车辐辏”，是长江下游的商业都会。其商业区主要分布在内秦河两岸，设有牛马市、谷市、蚬市、纱市等十分兴盛的商业市场，并修建了繁华商业区的标志性建筑镇淮、饮虹二桥。桥上“车马如云”，桥下“千艘鳞鳞”城内的很多街道以“银行、花行、鸡行、鱼市命名”，“鸡行街自昔古就是繁富之地”，银行街“货物所集”。可见建康商业活动的繁荣。建康城府的人口很约数十万，日食米就需要二千石，可见这是一座规模相当大的城市，而建康也只是南宋诸多城市中的一个代表。

除了城市中的‘市以外，随着商品经济的发达，出现了草市。南宋时，草市发展众多，并逐渐固定成集镇，发展成为新的商业区，并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交换市场，它是城乡联系的纽带。据统计，宋代的江西、河北、湖南、福建等省份，新出现的城镇达80多个，说明了当时我国城镇发展迅速，而商业的兴盛则是设镇的主要条件，由此要推断当时的宋朝，特别是南宋，其城市经济的繁荣程度非同一般。南宋城市的繁荣将我国城市发展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峰。而正是在隐藏在衷败政治背后的经济的繁荣，城市的繁华，让我们有机会能够重新审视南宋王朝在历史长河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正是这种由对外贸易连锁引发的经济上的繁荣，才能抵住外族铁骑的践踏，维持整个南宋的社会的安定。

因南宋城市商业的繁荣，打破了坊市的界限，出现了很多通宵营业的场所，以适应城市经济和市民阶层增长的需要。同时，很多反映市民文化生活的种种娱乐活动，也从农村分散的小规模演出形式走向城市，变成有固定场所演出，专业性的，规模大小不等的城市文艺团体，为市民进行多种类型的文化演出，从而把我国民间的百戏、曲艺推向一个高峰。在这种情况下，城市中瓦舍勾栏便兴起了。据载，当时临安城就有勾栏13座，城外瓦子20余座。“分数甚多，十三座勾栏不闲，终日团圆。内有起店数家，大店每日使猪十口”，可见其繁盛。全国各地知名的艺人，纷纷来到临安演出，以谋生路。在南宋的瓦舍中，各种勾栏荟萃，热闹异常，大的要容纳千余人，演出不论风雨寒暑，每天如此。而演出的节目也令人眼花缭乱，有杂剧、杂技、魔术、相扑、花鼓、说唱、皮影、舞蹈……应有尽有。城市中大批瓦舍的出现，丰富了市民的娱乐生活，也促进了城市商业和服务行业的发展。在此基础上，饮食行业及娱乐奢侈行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从而使南宋的世俗文化进上少兴盛，并一直持续到整个南宋王朝时期，对元明清世俗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过的影响。南宋世俗文化的兴起与统治者政策的导向有密切联系。早在北宋初，就鼓励开国元勋“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从而导制了宋人的享乐风气。而官僚地主阶层的豪华奢侈，歌舞升，平，招来了全国各地的艺人，又助长了这种享乐之风。赵氏南迁后，溺于宴安，西湖歌舞，四时习俗，竟相奢侈，不以收复中原为念，只图媚敌苟安。将享乐的氛围和热情推行至全国。从而享乐之风，上行下效，“山民朴，市民玩”。就连蒙古铁蹄压境时，统治者和市民们还沉浸在歌舞升平中。此外，南宋政府一直鼓励海外贸易，其获得的用于市场中的交易品，往往是大众无力购买的奢侈品，而这种商业贸易在某种程度上又促长了攀比、奢侈之风。南宋都市的繁华，也为当时统治阶级的奢靡享乐创造了条件。

昔日的繁华，早已成为深埋于地下的废墟；从前的风华，也化为过眼云烟。我们却无法否认那一个灿烂时代的不朽与光荣。往事越千年，我们的鼻孔仍然能嗅到那一个半世纪临安传来的荷花香气，还依希听闻闹市街头的熙攘声。揭开南宋神秘的面纱，我们看到了一个全新的南宋，一个繁荣的南宋，一个崛起的南宋，一个虽衰犹胜的赵氏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