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简介：曹丕的文才武略

>曹丕（187-226），字子桓，是的第二个儿子，也是卞氏所生的长子。曹操去世后，他袭位为魏王，不久代汉称帝，建立魏国。>>曹丕是在东汉末年的战火中长大的。他从小随父亲转战南北，文治武功诸方面，都得到父亲曹操的着意指点。建安九年（公元204年），曹丕18岁时，曹操攻克了的大本营邺城，奠定了统一北方的基础，曹丕便娶了袁绍次子袁熙美貌的妻子甄氏。以后，曹操外出征战，曹丕常代父留守邺城，他和他的同胞弟弟曹植这时都活跃在邺城的文人集团之中，成为建安文学的核心人物。在父亲有意无意的考验中，曹丕都基本上完成了父亲交付的重托，政治上逐渐成熟。>>曹丕在政治上和文学上都较有建树。从政治上来说，对于他最为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在立太子之争中所取得的胜利。>>曹操有很多儿子，其长子曹昂，为刘夫人所生，十分勇武忠诚，在讨伐张绣的一次战役中，为掩护曹操不幸牺牲了。按照常礼，立太子非曹丕莫属，可是曹操用人注重才德，办事往往超出礼教的规范。尽管对曹丕的封职超于诸弟，但对于继承人问题，曹操就是迟迟不表示态度。>>这个时候，曹操格外喜爱小儿子曹冲，“曹冲称象”的典故就出自这个聪颖超人的小孩子。只可惜曹冲13岁就病死，令曹操哀不胜哀。曹丕在劝父亲节哀的时候，曾遭到曹操抢白：“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也！”曹丕日后当了皇帝，也还说：“假使曹冲在世，我也不会拥有天下。”>>对曹丕真正构成威胁的还是曹操的第三个儿子、曹丕的同母弟弟曹植。曹植比曹丕小五岁，他才华盖世，曹操格外欣赏，恩宠有加。但是曹丕毕竟工于心计，政治上善于苦心经营。>>每当曹操离开邺城，他的儿子们以及百官总要到城外送行，曹植往往在这个时候凭自己的口才对父亲即席发表一番颂辞，出尽了风头。曹丕的文学修养也很高，但才思不及曹植，看着曹植技压群芳，他只有无奈何恨居下风了。后来，他的心腹吴质为他策划，要他在这种场合不去与弟弟较量口才，而是伏地痛哭，动之以情，倒也博得了大家的好感。>>曹丕还会利用自己在兄弟间居长的地位，拢络一些德高望众、尊礼守旧的老臣，呼吁不要破坏嫡长子继承制的传统。曹丕还费心博得了曹操的宠妃王昭仪的好感。功夫不负有心人，也加上曹植浪漫气质和政治上的不自爱，曹操在去世的前两年，终于正式立曹丕为太子。>>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正月，曹操在洛阳病故，遵他的遗嘱，曹丕把父亲的丧事办得十分节俭。这年十月，在曹操一生所奠定的基础上，曹丕自然而然地接受了汉献帝的禅让，建立了魏国，为魏文帝，并把国都从邺城迁到了洛阳。>>曹丕即位后，即多次兴兵东伐南征，这些军事行动都是以振奋人心、炫耀武力为目的的，因此也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的进展。鉴于东汉外戚宦官干政所造成的政治混乱，曹丕下令后族不得辅政，并规定了宦官的官位极限。在用人问题上，曹丕改变了父亲不拘一格、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接受陈群的建议，设“九品官人之法”，取仕开始制度化、有序化。他复兴儒学，放宽刑律，到民间访贫问苦，使百姓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休养生息，在他短短五年零七个月的皇帝生涯中，基本上做了一个守成之君。>>尽管曹丕表示要效法的“宽仁弘厚”，并为此违背了曹操生前要做的意愿，追谥父亲为“武帝”而把“文帝”的名号留给了自己。但是他气量偏狭，一继位，就把在立太子之争中所结怨气发泄在自己的兄弟们身上。曹丕把他们远封各地，不得擅留京师，不得相互通问，不得离开封地，还派了“监国使者”对他们严加督责，使他们动则受咎，人人自危。对待过去的力敌曹植以及因支持曹植而得罪自己的曹彰，曹丕的报复更是毫不留情。这时他们早已丧失与曹丕相抗衡的力量，但曹丕还是在黄初四年把曹彰毒死了。曹植也曾两次被监国使者诬奏，都差一点被议成死罪，只是由于母亲卞错的干予，才幸免一死。过去，曹丕曾向他的族叔曹洪借钱，但是曹洪没有借给他，继位后，曹丕就向自己的这位族叔进行报复。这样，曹魏政权基本上剪灭了宗室的势力而依靠异姓大臣，这也是日后司马氏得以篡权建立的关键因素之一。>>和父亲一样，曹丕较有见地地布置自己的朝制说：“自古至今，没有不灭亡的国家，也没有不被挖掘的坟墓。”所以他选择洛阳的首阳山东麓为自己的葬地，他要求寿陵依山而建，不夺农田，不聚封地，不植树木，不立寝殿，希望换代之后人们不再知道坟的所在。曹丕为了达到薄葬的目的，还把上述关于丧制的诏书抄成几份，分别收藏在不同的部门。黄初七年（公元226年）五月，曹丕病故于洛阳，享年40岁。于是乎“葬首阳陵，自殡及葬，皆以终制从事”，国内仅服丧三天。>>在文学上，史载曹丕创作了上百篇诗文，但现存完整的诗文只有四十余篇。他的诗多反映宫廷生活，也有描写征夫离妇的思念之情和政治军事生活的作品。历史上有人认为曹丕“去植千里”，说他比曹植差之千里，恐怕也有欠公允。曹丕的作品不拘格式，活泼自如，节奏起伏多变。他把两汉民歌中出现的七言诗运用于文人诗作，《燕歌行》是其杰出的代表。比较突出的还是曹丕《典论》中的《论文》篇，它是中国最早的文学批评论文，他把文学提到了“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高度，扼要分析了前人以及时人各自的文学特点，提倡创作的个性，对于后代中国文学、文学批评的发展，起了积极的引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