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文韬武略气吞四海

有着“开元圣文神武皇帝”尊号的李隆基，绝对是文武全才，文韬武略。他在文治之外，亦建立起显赫的武功，不仅进行兵制改革，而且收复许多失地。

我国兵役制度古已有之。夏、商、西周时期，主要实行兵民合一的制度。据文献记载，夏朝已有服兵役的人。商朝的军队，除王室的警卫武装外，大多是在战时临时召集的。平民出身的成年男子平时务农，战时出征，战后归农。西周时期，由“国人”（都城及其周围的奴隶主和平民）充当士卒，奴隶一般随军服杂役，没有当兵的资格。战国时期，随着宗族组织的瓦解，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封建生产关系的确立，农民成了编户齐民。各诸侯国普遍实行郡县征兵制，按郡、县、乡、里等行政体系征集兵员，农民成为主要征集对象。当时已经建立常备兵制度，常备兵是军队的基干。此外，魏、齐、秦等国，还采取考选的办法招募勇士从军，他们都是经过考选而来，选时相当严格。如魏国的“武卒”、齐国的“技击”、秦国的“锐士”等。以魏国为例：选拔武卒要求参加考选的人穿“三层之甲”，拿一张要用上百斤力才能拉开的硬弓和装有50支箭的箭囊，扛着文，头戴铁盔，腰佩剑，带三天粮食，在半天之内走完百里路。凡是中选的人，免除全家的赋税、徭役。

秦汉时期，主要实行郡县征兵制。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进一步加强了户籍管理制度，征兵制在原秦国旧制的基础上更趋完善。征兵以郡县为单位，郡守有征发一郡壮丁作战的权力。当时农民既是主要生产力，也是兵员的主要来源。秦朝兵役和劳役极为繁重：当时全国大约有2000多万人口，而经常被征发服兵役、劳役的就有二、三百万人。西汉初年，凡17岁（一说20岁）的男子都须向官府登记，从20岁（一说23岁）起服役两年：一年在本郡县服役，学习骑射等军事技术，称“正卒”；一年守卫京师或戍守边防，称“卫士”或“戍卒”。汉武帝以后，除实行征兵制外，兼行募兵制，招募善骑射的壮丁从军，招募熟悉北方少数民族情况的人组成“胡骑”，招募熟悉南方越事的人组成“越骑”。东汉末年，东汉后期，由于军阀割据，坞堡林立，大批农民为军阀豪强所霸占，成为依附于他们的部曲（近于奴隶的私人部队）。很多壮丁成了地主家兵，全国征兵制度遭到严重破坏，征兵困难，征兵制逐渐为募兵制所代替。

三国初期，主要实行募兵制。后因战争频繁，人口减少，募兵困难，改行世兵制。两晋时期，盛行世兵制。士兵之家列为军户，与民户分籍登记，划归军府或州县的军事官员管理。军户世代出兵，父死子继，兄终弟及。

南北朝后期，北朝出现了“府兵制”。西魏的字文泰，在大统九年（543），广泛招募各地汉族豪强地主从军，通过他们的从属关系，带来了大量家兵、部属等私人武装。西魏政权根据他们所带军队的众寡，授予各种不同爵位。这种使地方割据的私人武装中央化的办法，不但增强了朝廷军力，同时使鲜卑部落兵与汉族封建兵制逐渐结合，创置了“府兵制”。西魏末年，府兵由6个柱国大将军率领，每柱国下设两个大将军，一个大将军下又有两个开府将军，共有24军。当时府兵与民籍分开，不属郡县管辖，他们只管打仗，不负担其它赋税。

隋和唐前期，主要实行府兵制条件下的征兵制。此乃一种耕战相兼、兵农合一的兵役制度，与均田制、租庸调制相辅相成，属于均田制、租庸调制在军事方面的配套制度。隋朝规定，民（男子）年18岁为丁，至60岁免除兵役义务。唐朝的府兵3年或6年点选一次，规定以身体、财力和每户成丁多少为条件，“财均者取强，力均者取富，财力又均，先取多丁”（《唐律疏议·擅兴》）。一般21岁入军，61岁出军。玄宗先天二年（713），改为25岁开始服兵役，50岁免役。府兵由设置在各地的军府管理，平时散居务农，农隙进行训练，并轮番宿卫京师或戍守边防；战时领命出征。出征时，自备兵器、口粮；战争结束，"兵散于府，将归于朝"（《新唐书·兵志》）。唐初，府兵社会地位较高，可免除赋役，征战有功者可得勋级，死亡者家属可受抚恤。府兵制的优点是不仅为国家节省养兵费用，而且免除农民长年征战之苦，同时也化军阀拥兵自重的问题于无形，但缺点是军队战斗力普遍偏低，“且比年国家卫士，不堪攻战，岂为其少？但为礼遇失所，遂使人无斗心。”“自显庆五年以来，……州县每发百姓为兵，其壮而富者，行钱渗逐，皆亡匿得免，贫者身虽老弱，被发即行。”高宗显庆五年（660）以后，由于均田制的破坏，农民大规模逃亡，不再愿意应征入伍，“浮逃户”问题日趋严重，对军队的兵源构成巨大威胁，而且优待办法被取消，府兵社会地位下降，导致大批逃亡，战斗力下降，根本无法与强悍的少数民族军队抗衡，府兵制面临名存实亡的危机。

开元十一年（723），李隆基采纳宰相张说的兵制改革主张，以募兵制取代府兵制，筹组雇佣兵。府兵制属于义务性质，而募兵制则带有商品经济的色彩，雇佣兵代表兵士职业化的趋势。改变首先由中央卫戍部队开始。开元十二年（724），朝廷于关内招募“长从宿卫”，充当卫士，称为“彍骑”，大约募集10几万人。开元二十五年（737），边军体制也进行改革，配置“长征健儿”的名额，宣布凡兵士家属随军者，可就近获分配土地、屋宅，从而使兵士无后顾之忧，专心在边疆服役。此规定最适合不习惯农业生产的游牧民族，包括来自中亚地区的粟特等胡人，以致少数民族从军者众。经过10余年的经营，李隆基将募兵制推广至全国。由于取消府兵轮番戍守边疆的做法，百姓离乡背井守卫边境的困苦得以解除。同时，朝廷要求雇佣兵进行集中训练，为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提供一定保证。随着募兵制的实施，内地与边疆的兵力配置比例发生逆转，出现“金字塔倒砌”的现象。天宝年间，在沿边设置的八大藩镇（军区）中，驻屯军队接近50万，蕃兵蕃将多不胜数，军事统帅主要由少数民族首领担任。胡人安禄山身兼范阳、河东、卢龙（今河北、山西、北京、天津及河南、山东部分地区）三镇的节度使，拥兵20万，成为唐朝立国以来最有势力的将军。

兵制改革使唐朝的军事力量得以恢复和增强，为收复失地创造条件。唐初，北方的领土一度统一，朝廷设置安北都护府，管辖长城内外至贝加尔湖的广阔地区，帝国的版图更在高宗时期达于极致。但在武则天做皇帝的初期，即公元686年（万岁通天元年），契丹的李尽忠利用当时的民族矛盾，煽动部下反叛唐朝，而且攻占了营州。武则天派兵反击，结果失败。此后，在公元703年，安西地区的碎叶镇也被突厥攻占，还攻占了蔚州（现在河北的蔚县）和定州（现在河北定县），迫使唐朝将安北都护府南迁。致使丝绸之路最后断绝，严重影响了唐朝的声誉和外贸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