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贤任能——胸怀宽阔无偏见

贞观年代，政通人和，国泰民安，人民安居乐业，唐代初期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政绩，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根本的原因是作为皇帝的唐太宗在用人问题上，认识正确，政策对头，胸怀宽阔，不存在偏见，真正实现了选贤任能。

到了贞观晚年，唐太宗在总结自己的用人经验时，曾说过一段非常深刻的话，他这样说：“用人之道，尤为未易，己之所谓贤，未必尽善；众之所谓毁，未必全恶，知能不举，则为失材；知恶不黜，则为祸始，又人才有长短，不必兼通，是以公绰优于大国之老，子产善为小邦之相，绛侯木讷卒安刘氏之宗，啬夫利口不任上林之令，舍短取长，然后为美。”

用人首先要知人，而真正知人又不是那么容易的，正如唐太宗说的那样：“己之所谓贤，未必尽善；众之所谓毁，未必全恶。”处理好知人问题上的这两个“未必”，要有辩证思想，一不能固执己见，自己可能有失察之处，二不能尽听众言，众口一言可能也有片面之词，唐太宗正是这样做的，因而他对辅佐大臣的品议无不恰当中肯。他评价长孙无忌，优点是“善避嫌疑，应对敏速”，而劣势是“总兵攻战，非所长也。”品评高士廉，长处是“涉猎古今，心术聪悟，临难既不改节，为官亦无朋党”，而所缺少的是“骨鲠规谏耳”。唐太宗还强调在使用的过程中“知”。他说：“知能不举，则为失材；知恶不黜，则为祸始。”人有才能，就要举用，举用之后，发现劣迹，不得姑息，必须斥退，一个人是真贤还是假贤，是完全贤还是部分贤，只有在举用之后也就是使用中才能确切了解。对此，魏徵十分强调：“知人之事，自古为难，故考绩黜陟，察其善恶。”

知人困难，而用人更难，难在善任，而要使任人各得其所，必须掌握“才有长短，不必兼通”的道理。

唐太宗即位之初，令封德彝荐举贤才，可是竟很长时间没有选荐一个人，太宗质问其原因，封德彝答道：“不是我不尽心竭力，而是现在没有奇才！”太宗驳斥道：“君子用人如用器物，各取其长处，古时候国家达到大治的，难道从别的时代去借人才吗？应当怪自己不能识别人才，怎么能诋诬同时代的人呢。”贞观二十一年（647年），他再次强调：“人不可能全知全能，朕常常强调要扬长避短。”唐太宗在用人过程中，遵循“扬长避短”的方针是十分成功的，他任用房玄龄、杜如晦、戴胄等人，就是明证。房、杜的短处是不善于理狱与处理杂务琐事，长处是多谋善断，唐太宗扬长避短，充分发挥其相才。史载玄龄用人不求全责备，也不用自己的长处去衡量别人，总是按照才能的高低或功绩的大小来录用或奖励，不嫌弃出身低微的人，被唐太宗称为贤良的宰相，杜如晦则发挥其“剖断如流”的长处，与房玄龄默契配合，共掌朝政，中央的组织规模、法令制度、礼仪等，都由他们二人制定，深得当时人的称赞，把他二人合称为“房杜”。戴胄的短处是“无学术”，不通史，唐太宗不让他担任学馆儒林之职，根据他忠直、秉公办事的长处，一度被任为大理少夕即。戴胄处世干练，案无滞留，敢于犯颜执法，能拯太宗量刑过失，使太宗发出了“法有所失，公能正之，朕何忧也”的赞语。

唐太宗即位以后，百废待举，为了克服面临的种种困难，进而大治天下，需要选拔和使用大批人才，但是，唐朝初年，士大夫经过了太多的动乱，都不愿意出来做官，致使政府官员人数不够，为此，唐太宗采取措施，广开才路，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唐太宗广开才路的措施归纳起来，大体有四条：

1.士庶并举。君主选拔士族地主，魏晋以来极为常见，甚至形成士族垄断政权的局面，以致成为禁锢人才发掘的一大弊政。唐太宗力拯前朝用人之失，匡正为得，采取了士庶并举的方针，他早在藩府时，就注意物色有才能的庶族地主房玄龄、张亮、侯君集等人；同时也信任士族地主高士廉、长孙无忌、杜如晦等人。即位后，罗致士庶地主的条件就更优越了，王珪、韦挺、魏徵、马周均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他还扩大科举制，让更多有才能的庶族地主进入仕途，同时也不排斥使用有才能的士族地主，包括山东士族地主。

2.官民同申。贞观三年（629年）四月，唐太宗下诏说：“白屋之内，闾阎之人，但有文武材能，灼然可取；或言行忠谨，堪理时务……亦录名状与官人同申。”马周的选拔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马周本是“山东布衣”。在州里教书时，屡遭地方官斥责，以至于不得不辞职；在州里游历，途中又受到县令侮辱；住在驿舍中，驿舍主事人见他衣衫褴褛瞧不起他，把他冷落在一边，就是这样一个出身低微的人，唐太宗居然让他做了大官。那是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下诏让官员们议论国家大事，提出建议。这时，马周正好在中郎将常何家里做客，常何是个武将，没读过书，提不出什么建议，马周就替他写了二十条建议，唐太宗看了常何的奏章，觉得很奇怪！常何识字不多，奏章怎么能写得这样好，提的建议又这样头头是道呢？便问常何是怎么回事，常何只好如实说是他的朋友马周替他写的，唐太宗听罢，非常高兴，立刻召见马周，马周一时没到，唐太宗坐立不安，一连四次派人去催，等到和马周交谈之后，发现他的确有治理国家的才能，更加高兴，就任命他做了监察御史，后来又任命他做中书令，主持朝廷大政。

3.新故同进。唐太宗的用人标准是贤能，只要贤能，不管是故旧还是新进，都一视同仁，原秦王府的有的心腹，如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高士廉等，他是非常信任的，而对隐太子（李世民即位后，追封李建成为隐太子）李建成手中的有识之士，即所谓“昔仇”，他也加以重用，以魏徵为例：

魏徵少时孤贫落魄，出家为道士，隋末参加瓦岗起义军，李密战败后，又被窦建德俘虏，任起居舍人，窦建德失败后，入唐为太子洗马，曾献过除掉秦王的秘策，“玄武门之变”以后，魏徵成为阶下囚，唐太宗慕其出众的才华，不计私怨，出以公心，从治国的大局出发，反而日见亲重，多次让魏徵进入卧室内，询问政治得失，初授谏议大夫，后擢侍中，不到七年时间，魏徵由仇虏而位极人臣。魏徵也不负太宗厚望，频加忠谏，劝以从善，不许为非，治国才华得到最大限度发挥。唐太宗说：“魏徵遇事随时规谏纠正，许多事都切中我的过失，就像明洁的镜子照见自己的形体一样，美丑都必然显见。”唐太宗对亲故也是重视贤能在上，庸才低能者不用。他常说：“君主一定要大公无私，才能使天下人心服，官员不论大小，都应当选用贤才。不应按关系的远近、资格的深浅，来决定官职的大小。”唐太宗的叔父淮安王李神通对被评为一等的房玄龄、长孙无忌、杜如晦等五人很不服气，他对唐太宗说：“太原起兵的时候，臣第一个响应，赴汤蹈火，不辞辛苦。房、杜二人不过舞文弄墨，从来没有冲锋陷阵，功劳却比我大，官职比我高。这实在不公平！”唐太宗听了之后，就把李神通过去怎样被窦建德打败，全军覆没，后来又败给刘黑闼，仓皇逃跑的事实，一件一件地摆了出来，说：“叔父是国家的至亲，我怎么能不信任呢？但是，治理国家不能以私废公！”这么一摆，李神通不得不服气。还有一些将领，原来是唐太宗早年做秦王时的老部下。唐太宗当了皇帝，他们没能得到高升，很不满意，吵吵嚷嚷地说：“我们这些人多年来鞍前马后，出生入死，今天反倒不如李建成手下的人！”唐太宗说：“选拔人才，不能分新旧、先后，新人贤明，旧人愚笨，我只能用新人，不能用旧人。你们发怨言，是因为你们没有为国家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