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为什么兴盛？科举制度选拔人才成为关键

现实证明，一个国家的竞争力不但与本国的硬件条件相关，在一定程度上也取决与本国的软竞争力，即本国人才的竞争力。而这，远在我国封建王朝的唐代，皇帝李世民即已经完全意识到了。所以某日当唐太宗看见新科进士从考场中鱼贯而出时，他高兴地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对于一个一心想要重振王朝威力的君主来说，看到天下智士良才从各地方纷拥而来，为的是给自己的天下出谋划策，该是怎样的欣喜悦然？李世民君臣认为“致安之本，惟在得人”，只有“任官惟贤才”、“量才授职，务省官员”才能加强封建政权的基础，达到长治久安。因此贞观年代共取士236人，其中进士出身205人，占87％；秀才出身22人，占9％。士子一经科举及第，便可参加唐朝政权。科举一兴，学有专长的“四方秀艾，挟策负素，坌集京师，文治煟然勃兴”。社会上有识之士“负倜傥之才，变通之术，苏、张之辩说，荆、聂之胆气，仲、由之武艺，子房之筹画，宏平之书计，方朔之诙谐，咸以是而晦之，修身慎行，虽处子之不若；其有老死于文场者，亦所无恨。”事实上，一千多年来，自隋唐开始兴起的科举制度为国家选拔了一大批优秀的有真才实学的治国安邦人才，并构成了统治集团从中央到地方官僚队伍的中坚支柱。

对于唐代的科举制度，唐人赵嘏曾评价说：“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当然，对于这两句诗的理解，有很多版本，有学者称，这是赵嘏认为要想在科举中一举胜出太难了。科举入仕的吸引力和难度使得很多人为之耗尽精力。也有学者认为，这是赵嘏在称赞唐太宗的英明决策，用科举取士的方式网尽天下英才来为之服务。

唐代科举考生来源主要有三个：一是学校出身的曰“生徒”，二是通过州县地方选拔考试而选送的“乡贡”，三是皇帝亲自选中的考生“制举”。实际上考生的主要来源只有两个，即生徒和乡贡，即目前所述的常举和制举。唐代的科举考试分两级进行，即地方州县及中央官学的预试和尚书省的省试。唐代科举考试的程序是：乡试（州、县的地方考试）到省试（尚书省的礼部考试），最后再由吏部进行复试。唐朝科举所设科目繁多，有常设科目、非常设科目和特设科目。据《新唐书·选举志》记载：“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经，有俊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有童子。而明经之别，有五经，有三经，有二经，有学究一经，有三礼，有三传，有史科。”其中秀才、明经、俊士、明法、明字、明算为常设科目，而三传、三礼、童子、道举等为非常设科目。至于“以待非常之才”的“制举”所特设科目大致可分为文、武、吏治、长方、不迁、儒学、贤良忠直等七类，其中有词殚文律科、将帅科、岳牧科、绝伦科、抱儒素之业科、志烈秋霜科等60余种名目。实际上在唐朝经常举行的乃是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字、明算等6科，而为士子所趋逐者仅是明经、进士两科。唐代科举考试的科目虽多，但方法却只有5种，即口试、帖经、墨义、策论、诗赋。“帖经”就是将书本上的某行贴上几字，要求应试者将贴住的字填写出来。“墨义”是一种简单的对经义的回答。考生只要熟读经文和各类注释文字就能回答，它一般有两种形式，如果考生用笔来回答问题，就称之为“墨义”，若以口来回答就称为“口义”。“策问”就是主考设题指事，由考生作文章，题目的范围一般有人事政治，称为方略策和时务策等。“诗赋”是为克服考生存在的多背诵经义和旧策，而乏真学实才的现象，在后来加试的一种方法。即在经义策问的基础上加试一诗一赋，当时称“帖诗”。后来在进士科的考试偏重诗赋，往往发生帖经不及格，如果诗赋好也可以通过，因而录用人才的机制还相对比较灵活。

此外，唐初以杂科取士，这是唐朝前期文化发达的一种动力。但至顺宗永贞元年，王坯、王叔文等“二王、八司马”主政时，由于王坯是写隶字的书博士，王叔文是下围棋的棋博士，都是杂科出身，深感自己出身并不那么光彩的这几员大官怕同辈揭他的老底，执政后就取消杂科，并同时罢了所有由杂科出身的宫。

自隋唐而始的科举制度，为国家输送了大量人才。科举通过优胜劣汰的选士原则，通过严格的考试选拔出大批出类拔萃的能人志士。此外，还未诸多的寒门子弟开辟了一条相对较为公平的选拔之路，他们通过科举获得了参政的机会，甚至由此平步青云，获得高官厚禄。因此，自此开始，一批批有志于此的知识分子开始“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无所易业”，涌向科举选拔的战场，期待终有一朝功名就的美好结局，正所谓：“十年寒窗苦，一朝功名就。三年知府官，十万雪花银”。

无疑，科举选拔对于广大的知识分子是相当具有吸引力的。在其他改变自身状况无门的情况下，科举入仕则是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于是无数英才为之前仆后继，在所不辞。落第者或失望或悲愤，感慨悲歌，潦倒终生；及第者自是欣喜万分，得意洋洋，衣锦还乡，光宗耀祖。落第和及第都是人生的大事，得失之差，有如宵壤。被认为王维之后诗坛盟主的钱起，即是以为入第无门的大才子，他在诗作《长安落第》中大大抒发了一番自己的郁闷：“始愿今如此，前途复若何？无媒献词赋，生事日蹉跎。不遇张华识，空悲宁戚歌。故山归梦远，新岁客愁多，刷羽思乔木，登龙恨失波。散才非世用，回首谢云萝。”其中悲苦溢于言表。而同样早年总是登第无望的孟郊，在屡次失败之后也留下了很多悲情诗作，“晓月难为光，愁人难为肠。谁言春物荣，岂见叶上霜。雕鹗失势病，鹪鹩假翼翔。弃置复弃置，情如刀剑伤。”他科场失意，如刀剑穿心，怨恨雕鹗失势，鹪鹩飞翔，有才者落榜，无才者及第。再次落第之后，又云“一夕九起嗟，梦短不到家。两度长安陌，空将泪见花。”但当他50岁终达夙愿后，他立即写下登科后的名篇：“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落第时满眼凄苦再到及第后的春风得意转变，只因了那一场科举考试的上榜与否。唐代以诗取士，给予很多读书人入仕的机会，唐代科举录取进士的比例很小，读书人的仕进之途十分狭窄，能考中进士的毕竟是少数，多数人其中不乏才华出众者却未能考中。大诗人李白、杜甫均未考中进士；孟郊、韩愈、柳宗元、刘禹锡、李商隐等着名诗人，都是三四试甚至五六试始登第；罗隐六试不第，孙樵十试不第，还有许多人终身不第，抱恨而终。其悲苦之状，赵嘏写得最为真切：“落第逢人恸哭初，平生志业欲何如？鬓毛洒尽一枝桂，泪血滴来千里书。”隋唐之后的科举制度开启了中国以考试来选拔人才的先河，其中虽内容不断变化，机制也逐渐成熟，但究其本质，却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