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杨广为何热衷大规模的工程建设

在经过3年“战战兢兢，如临冰谷”的太子生涯后，杨广终于登上了梦寐以求的皇帝宝座。作为隋朝的第二代君主，杨广无疑是幸运的，他的父亲以毕生的精力为他留下了一座丰厚的帝国宝库。在他登基之际，大隋王朝的财政实力居历代之冠。苏轼称：“汉以来丁口之蕃息与仓廪府库之盛，莫如隋。”《通典》记载文帝时天下富足情况时说：“隋氏西京太仓，东京含嘉仓、洛口仓，华州永丰仓，陕州太原仓，储米粟多者千万石，少者不减数百万石。天下义仓，又皆充满。京都及并州库布帛各数千万。而赐赉勋庸，并出丰厚，亦魏、晋以降之未有。”到隋文帝末年时，“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在庞大的经济基础面前，这位年青的君主显得雄心勃勃，他为自己的年号选择了大气磅礴的两个字：大业。在这位君主的“大业”计划中，不仅有精神层面的制度，更有物质层面的建设。

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杨广非常注重教育的功用：“君民建国，教学为先，移风易俗，必自兹始。”隋文帝“素无学术”，对文化十分轻视，甚至认为学校没有什么用处，废除全国各地学校。杨广即位后立即恢复了被杨坚废除了的国子监、太学以及州县学。“教习生徒，具为课试之法，以尽砥砺之道。”而最重要的是大业二年（606）隋炀帝始建进士科，典定科举制度，这是中国历史上极其重大影响极其深远的大事。杨广创建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科举制，开设进士科，那时的进士科以考政论文章为主，选择“文才秀美”的人才。科举制度的创建，重才学品质而不重门第，削弱了门阀大族世袭的特权。“百官不得计考增级，必有德行功能，灼然显着者，擢之。”这种“任人唯贤”的改革，为选拔下层优秀知识分子提供了极好的机会。这无疑是异常高明的创举，对后世中国影响深远。

杨广还注重收集整理古代文献典籍。在任扬州总管时就网罗学者来整理典籍，到他即帝位的近20年间，共成书130部，17000多卷。杨广还组织人编写了《长洲玉镜》400卷、《区宇图志》1200卷、编撰《诸郡物产土俗记》131卷、《区宇图志》129卷、《诸州图经集》100卷。隋炀帝下令编撰的上述地方志书，规模宏大，既是承前启后的总结性着作，也是编撰全国性方志图经的开端，影响深远。“今于大隋圣世，图书屡出。”隋时的藏书量是中国历代最多，共有37万卷，77000多类的图书。

同时，针对父亲杨坚晚年“盗边粮者，一升已上皆死，家口没官”，“盗一钱已上皆弃市”的严刑酷法，杨广下令重修《大隋律》，并于大业三年（607）颁布《大业律》，提倡“每从宽政”，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宽大的法律之一。另外，杨广还进行了诸多的政治改革，改州为郡；改度量衡依古式；改官制，设五省、三台、五监、十六府等。并大赦天下，普免天下全年租税，一再降低征收税率。

与这些制度改革相比，杨广热衷的还是大规模的工程建设。仁寿四年（604）十一月初四，即位仅仅3个月，杨广下令征发数十万民工，在洛阳以北挖掘一道长逾千里的长堑，自龙门东接长平、汲郡，抵临清关，度河，至浚仪、襄城，达于上洛，用于预防突厥骑兵南下。随后，第二年又下达了营建东都的命令，四天后开凿大运河的命令也正式发布，从魏晋开始，国家从未有的宏大场面在连续上演，整个中原大地洋溢着热火朝天的大干快上局面。

大业元年（605），隋炀帝派杨素等人负责修建洛阳城。当时，每月都有200万人在工地上劳动，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终于完工。新的洛阳城有宫城、皇城和外郭城，外郭城也就是大城，周围有70里长。里面的皇城是文武衙门办公的地方，再往里，就是宫城，周围有30里。在随后几年内，又在洛阳南郊建“显仁宫”，在太原建“晋阳宫”，在汾州建“汾阳宫”。隋炀帝修建洛阳城，是有统治国家的战略考虑的。当时首都长安远在西北一方，与东方和南方交通不畅，影响了国家政令的传达。洛阳则处在国家的中心地带，可以有效地控制北方，治理江南。同时把政治中心东移，减少每年大量向京师运粮的困难。但很遗憾的是隋炀帝在位总共不到14年的时间，以他为中心的政治集团，大部分时间是四处巡游，不在洛阳。大约统计，隋炀帝在洛阳的时间，断断续续，总共不过4年左右。在京师的时间不足一年，其他时间都在各地巡游。

杨广的另外一项令人瞩目的工程，就是京杭大运河的修建。隋唐时期，运河被称为漕渠或漕河、运渠。隋文帝杨坚曾于公元584年命宇文恺率众开漕渠。自大兴城西北引渭水，略循汉代漕渠故道而东，至潼关入黄河，长150多公里，名广通渠。公元604年改名永通渠。但随着南北政治、经济和文化日益发展，修凿的局部运河，已经不能满足社会需要。沟通南北水道已经成为社会经济交流的迫切需要了。

隋炀帝为了便于漕挽和军事运输，利用天然河流和旧有渠道，开凿了以洛阳为中心，沟通南北的大运河。运河分4段进行。大业元年（605），隋炀帝征发河南、淮北100多万人开通济渠，由洛阳通到淮水。同年，又征发淮南10几万人开邗沟，从山阳（今江苏淮安）到扬子（今江苏扬州南）入江。大业四年（608），征发河北100多万人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黄河，北通涿郡（今北京）。大业六年（610），开江南河，从京口通到余杭（今浙江杭州）。这条大运河长达四五千里，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并把沿途的通都大邑都连缀在一起，从而加强了各地区之间的联系，当时运河上“商旅往返，船乘不绝”。

隋炀帝在修运河同时，运河两岸筑起御道，种上杨柳树。从长安到江都，沿途建造离宫40多处，沿运河还建立了许多粮仓，作为转运或贮粮之所。大运河的开通，促进了运河两岸城市的发展，江都、余杭、涿郡等城市很快繁荣起来。当时运河上“商船旅往返，船乘不绝”。大运河对隋唐时期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维护全国统一和中央集权制的加强，都起了促进作用。大运河不仅加强了隋王朝对南方的军事与政治统治，而且使南方的物资能够顺利地到达当时的洛阳和长安。通往东北的永济渠的开凿，不但带来河北的税收，而且出于战略考虑，能够为防御北方和东北部分区域运送兵员。在有利于军事和政治的同时，运河的南端则延伸到杭州，这大大促进了它的发展，使得杭州从此成为繁荣的商业城市，也促进了南北方的文化交流。

也就是在大业五年（609），刚刚年届40岁的杨广事业达到了顶峰时期，一座崭新的都城奇迹般地耸立于中原，大运河的巨型工程已经接近尾声，社会经济一片繁荣，人口高速增长，当年统计的全国人口共4603万人。也就在这一年，炀帝亲征吐谷浑，吐谷浑故地皆空，大隋拓地数千里，在其故地设置了鄯善、且末、西海、河源四郡，正式将西域东南部地区纳入了隋朝版图之内；还成功地在在古丝绸之路举行了“万国博览会”，将大隋王朝的影响力拓展到了西域诸国，“（大业）十一年春正月甲午朔，大宴百僚。突厥、新罗、靺鞨、毕大辞、诃咄、传越、乌那曷、波腊、吐火罗、俱虑建、忽论、靺鞨、诃多、沛汗、龟兹、疏勒、于阗、安国、曹国、何国、穆国、毕、衣密、失范延、伽折、契丹等国并遣使朝贡。”《资治通鉴》说：“隋氏之盛，极于此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