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中国为什么能再次统一？隋初统一条件的成熟
在南北朝分裂时期，南北双方战事频仍，都试图以武力消灭对方，以求一统天下；但由于各种原因，南方统一不了北方，北方也统一不了南方。
（1）北方统一南方的淝水之战。从公元371年到公元376年，前秦苻坚消灭了北方的割据政权，统一了北方，苻坚是氐族人，苻坚认为其势力强大，“投鞭于江，足断其流”，南方的东晋政权是“垂亡之国”，战则必克，苻坚贴心大臣却不这么乐观，他们认为，前秦内部的民族成份复杂，鲜卑、羌、羯分布在京畿附近，他们臣服于前秦是慑于前秦的武力，他们对前秦怀有灭国之恨，一旦有机会，他们就会在后方作乱，前秦境内的汉族人民将南方的东晋视作故国，不会真心支持氐族人去灭亡自己的故国。但苻坚统一南方的决心十分坚定。于是挥军南下，北南双方的军队在淝水（淝水为淮河的支流，即今安徽寿县一带）对峙。前秦军临淝水立阵，南方晋军不能渡河。晋军要求前秦军后移，让晋军渡河决战，苻坚企图在晋军半渡时发动攻击，便下令军队后辙，部队刚一移动，前秦军队有一位汉族将领叫朱序的，因不忍看到故国被灭，大叫“苻坚败了”，于是前秦军队疯狂后奔，自相残杀，晋军乘胜追击，前秦大败。苻坚不仅没有灭掉东晋，统一南方，而且北方那些被他先前灭掉的民族政权又建立了起来，北方再一次陷入分裂。再经过四五十年，随着各民族间融合因素的增长，统一条件的具备，在北魏太延期五元439年），北方才又实现了新的统一。从淝水之战中，我们可以看到民族对立是国家统一的大障碍。
（2）南方企图统一北方的北伐。当北魏统一北方后，南方的刘宋政权，由于国力增强，有了北伐的打算。公元431年，宋文帝出兵10万，分东西两路北伐，准备攻下黄河以南的战略要地，北军见其势力强大，暂将部队撤至黄河北岸，但是到了该年八月，北军大举反攻，南方刘宋军队大败，损兵折将，所收复的失地全部丢失。元嘉二十六年（公元449年）宋文帝听说北魏与草原上的柔然开战，认为有机可乘，决定再次北伐，刘宋军队分东西两路北止，主力东路军围攻滑台（河南滑县），西路军兵指潼关，当东路军围攻滑台时，当地汉族人民踊跃支持，史载：“河洛之民竞出租谷，操兵赴者日以千数”（《通鉴》卷一百二十五），但东路军的主帅却纵兵掠夺百姓的财物，让先前支持他们的百姓凉透了心，最后东路军被北魏的军队打败。西路军攻克了陕县（今河南陕县）、弘农（今河南灵宝市北），逼近潼关，斩北魏军万余，取得了辉煌的成果。但因东路军失败，西路军不久被迫撤退。当南方刘宋军队后撤之时，北魏军队却乘势反攻，直入刘宋统治的腹心地带，杀烧抢掠，兵陈长江北岸，声言要渡江夺取刘宋都城建康（今南京），但北魏军队前有大江阻隔，后无强大水师支援，且士马损失过半，于是在元嘉二十八年（451年）正月收兵北撤。南方北伐的失败一是将帅无能，从刘宋部队掠夺支持他们的百姓可见一斑。刘宋的经济实力很有限，战前，还向境内的富民借贷以充军饷。
可见，要实现以武力统一天下的目标，需要各种条件的成熟。
统一条件的成熟
“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这是唐代诗人杜审言在《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中的诗句，意思是说：云霞从海上升起，那正是曙色初露；梅柳间的绿意从江南渡到江北，那是春天已经来临。
当统一条件成熟时，一个地跨长江两岸的大帝国就呼之欲出了，居临天下的帝国天子也就赫然可显。概括起来，隋初统一条件的成熟有以下几点：
（1）民族矛盾的消除。西晋末年分布在西、北边疆的少数民族不断内迁，内迁的少数民族种类多，主要有匈奴、羯、氐、羌、鲜卑，史书上称为“五胡”。“五胡”等少数民族和内地的汉人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矛盾，五胡之间也有矛盾，由于阶级压迫的加深和统治者有意识的挑唆，人们分不清是非，只分种族的异同，民族之间疯狂的仇杀屡见不鲜，也十分残酷。如后赵时赵冉闵就曾下令在都城内大杀胡人：“一日之内，斩首数万。（冉）闵躬率赵人诛诸胡羯，无贵贱男女长皆斩之，死者二十余万，……于是高鼻多须至有滥死者半”（《晋书》卷一百七《石季龙载记下》）。这种屠杀完全不分是非，只要你有高高的鼻子和满脸的胡须，就被认为是“非我族类”，就有可能被杀。在西晋灭亡后，短短的一二十年间，中国人口从二千三百万骤减至一千余万（赵文林、谢淑君《中国人口史》第四、五章，人民出版社1988年）。民族间的仇恨和偏见深植在人们的头脑中，一时难以消除，这是国家统一的极大障碍，我们可以看到在前秦企图统一南方的淝水之战中，民族间的隔阂和矛盾是怎样使前秦苻坚统一南方的愿望化为泡影的。
即使在民族仇杀十分盛行的历史时期，各少数民族政权从维护自身的利益出发也自觉不自觉地学习先进的汉文化，曾经统一了北方的北魏政权，在孝文帝时断然采取全面汉化的政策。①禁胡服。胡人的服装与汉人不同，孝文帝规定，禁止穿胡服，服装一依汉制。②断胡语。以汉语为唯一的通行语言，如有人敢在朝堂讲胡语，一律免官，考虑到年龄大的人做到这一点很困难，规定30岁以上的不强求，30岁以下的，在朝廷上必须用汉语说话。③改姓氏。姓氏是民族差异的标志，孝文帝规定，所有的胡人均应将姓氏改为汉姓，如皇族拓跋氏改为元姓，独孤氏改为刘姓等等。
经过长期的斗争和融合，特别是胡汉相互通婚，作为民族界限最明显的血统已混淆不清，在杨坚代周时期，胡汉已基本融为一体。这一历史过程持续了两个半世纪。杨坚代周建隋，是汉族政权的恢复还是胡族政权的延续，在胡汉两族贵族看来已没有什么分辨的必要，因为大家都处在一个新汉族大家庭之中了。当时黄河流域的汉族，实际是以汉族为主，融合匈奴、鲜卑、羯、氐等各少数民族血统的新型汉族，他们共同高举着中华传统文化的旗帜。杨坚代周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这一民族大融合的历史恩赐。同样，南北之间的对立也失去了民族矛盾的性质。北方政权也放弃了原来兴自朔漠的夷狄自卑感，以“神州之上国”的豪迈雄姿自居。北方政权也是华夏王朝的观念，在南方也日益获得认同。因此，到杨坚建隋时，南北之间已达成这样一种共识和认同：陈、隋南北两个政权都是代表华夏文化的汉族政权，南北斗争已失去民族斗争的意义。从民族融合的角度上看，南北统一的时机已经成熟。至于谁能完成这一历史重任，就要看双方的实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