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道教发展概述
明代统治者仍和唐、宋以来历代统治者一样采取三教并用的政策。他们在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过程中，都曾广泛利用符派道教为他们服务。明代的开国君主太祖朱元璋，在夺取政权之时，便一再利用一些道士为他制造舆论。宣扬他的祖坟风水好，降生之前，其母吞了道士的丸药，故降生后即与众不同，贫病无依的时候，有神人为之护理。制造这些神话的目的，也和历代统治者一样，不过是把他自己说成是“奉天承运”的所谓“真命天子”而已。
值得注意的是，朱元璋原本皇觉寺僧人，为什么却要编制道教故事来神化自己呢？这可能与他要以汉族统治代替蒙族统治、而道教在当时汉族地区的社会影响比较广泛有关。
朱元璋不仅利用道教为他夺取政权服务，在他夺取了政权当了皇帝之后，同样利用道教为其巩固统治地位服务。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对天师道教主的礼遇和善待，是天下其他的僧道教主们所不可匹及的。洪武元年（1368年）三月，朱元璋接见了晋京朝贺的张正常，并于便殿设宴款待，席间君臣谈论了天师道的地位和待遇问题，“上）顾欲授以大真人诰命，将议给食禄。天师面奏恳辞俸，止乞如故事。”所谓故事也就是允许其出符，恩免通户及太上清宫各色徭役，永为定例。朱元璋接受了他的请求，同时颁降制书，“授正一教主嗣汉天师护国阐祖通诚崇道弘德大真人，领道教事。仍给银印，视正二品”，位在玄教院和后来的道录司之上，其下设法官、赞教、掌书各二人。
自此，龙虎山天师道教主由江南道教领袖一跃而为天下道教的教主和精神领袖，天师道的教徒们也因为朱元璋对天师道的好感而在道界受到重用。
朱元璋在他优宠道士的同时，也和唐宋统治一样，亲自带头为《道德经》作注。他在洪武七年（1374年）注成此经之后所作的《道德经序》中，对此经作了高度赞扬并表明其作注的用意为其政治统治服务。
不过朱元璋又主张对佛道均须进行严格的管理，道教政策是一种为我所用的政策，既用其能服务于自己统治之利，又注意加强管理控制，避免其不利于统治之弊。
洪武四年（1371年），裁除僧道善世、玄教二院，相关事务由礼部掌管。次年，从礼部所请，制定给僧道度牒例，免除僧众道士丁钱，洪武六年（1373年），针对社会上崇尚太过，僧道徒众日渐增多，已逐步影响到地方财政和社会治安的问题，规定僧道人数府40、州30、县20；道士度牒，须先由州里所司堪实，呈文审批，考试合格，方准发给。从中央到地方府州县全面设立专门的宗教管理机构，中央设道录司，地方上府设道纪司、州设道正司、县设道会司，从而建立起全国性的道教管理网络。洪武十五年（1382年）十二月，对道教徒的服饰也作出统一规定：“道士常服青，法服朝衣皆用赤色，道官也如之，惟道录司官法服朝衣绿纹饰金。”十七年（1384年），又规定僧道三年一度，并要参加统一考试，及格者才能获得度牒。换言之，道教徒已不再是随个人的意愿想当就能当的了。
这一整套管理措施是朱元璋在总结历代王朝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而形成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完备，加强了对道教的约束，从而形成一整套对道教既尊崇又抑制的双重政策，目的仍然是使道教不致偏离他所要求的教化“愚人”、“暗理王纲”的轨道，以维护他的统治。这些措施成为了有明一代君主管理道教的基本原则，有利于明代的统治。
明成祖朱棣是通过靖难之变而夺取皇权的，他在夺权的过程中，也利用了道教的社会舆论力量，在夺取皇位之后，更是通过道士的宣传而标榜自己上台的“合乎天意”，因此他的道教政策与朱元璋可谓一脉相承，采取崇道的措施，如封赐道士、修建道观、编修道书等等。
在朱棣的崇道行为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对“真武神”的推崇，“真武”也叫“玄武”，是中国道教体系中的北方之神，它的形象之初是龟蛇合体，后来是批发、黑衣、执剑、踏龟蛇的形象，由于朱棣从北方起兵而来，因此对北方之神感谢有加，登位后，在真武君的飞升之第武当山建道观，制碑文，歌颂功德。武当山的道观建设，花费6年时间而完工，建成八宫、二观、三十六庵堂、七十二岩庙这一规模宏大的道教建筑群。
在明代的皇帝中，明世宗朱厚是最崇尚道教的皇帝，他在位之时，一反历朝皇帝既崇又管的政策，而是一味崇奉。概括起来，表现为几点：
1.授予道士高官厚禄，对一些道士给以正式官名，如少师、少保、少傅、大学士等官职。
2.对斋醮乩仙有特殊兴趣，明世宗召擅长斋醮祈禳之术的邵元节入京后，日夜以斋醮为事，进而不务朝政，甚至，在处理朝政时，咨询于扶乩，听命于神道。
3.兴建道观，仅皇宫中的道观建设，就花去了上百上千万两白银。
4.爱好青词，青词是道教举行斋醮时献给天神的奏章祝文，一般为华丽的骈文，因用红色颜料写在青藤纸上，因而称为“青词”。由于世宗爱好青词，一些大臣投其所好，因擅长青词而获宠，夏言和严嵩就是因青词而得到高官，有了“青词宰相”的称呼。
5.迷信丹药方术，世宗对于长生不老的仙药非常感兴趣，相信方士的药方，四处寻求丹药，并在宫中设炉炼丹，炼好之后就服用，虽然他没有像历史上的一些帝王因误服丹药而死，但是也深受其害，晚年须眉脱落就是例证。明世宗的所作所为，破坏了明初建立的一系列管理政策。
道教在明代的发展过程中，主要是元中、后叶形成的以符为主的正一道和以修炼内丹为主的全真道两大派别。相对而言，全真道随着元朝的灭亡，作为元朝的统治工具之一而较快衰落，全真道士很少能成为权贵的。
不过在全真道中，由于隐而着名得到明统治者优待和推崇倒有一个人，他是张三丰。关于张三丰的传说非常多，时隐时现，不仅生辰时日、籍贯行踪神秘莫测，甚至其真正面目也无人知晓。由于其神秘，因此，明朝的皇帝对他比较重视，屡次征召入朝，但是张三丰并没有入朝，于是越推托则名气越大，受到了皇帝的加封。
武当山的道教环境也为张三丰一派的全真道发展提供了条件。全真道以张三丰为祖师的系列，有王屋山邋遢派、自然派、三丰派、三丰祖师日新派、三丰祖师蓬莱派、松塔派，一时间成为了全真道的主流，超过了全真道北七真门下的各派。
与全真道得不到统治者信任相比，正一道的政治地位较高，于是发展状况就比较好，历代天师均得到皇帝的褒奖掌管天下道教，主持国家祈祀大典。但是由于享有政治特权和经济特权，正一道的领袖到道徒，开始腐化堕落，道流的素质很差，这样的道教在士大夫的心目中，只是一种“下三滥”的货色，很是反感，一旦与士大夫阶层脱离，道教的理论创新开始出现问题，衰落在所难免。
在明代的道教发展过程中，民间化和世俗化的特点非常明显，神怪小说大量出现，如《八仙外出东游记》、《上洞八仙传》，叙述的是铁拐李、钟离汉、兰采和、张果老、何仙姑、吕洞宾、韩湘子、曹国舅得道的故事，如《飞剑记》，叙述的是吕洞宾的传奇故事，《封神演义》更是这样一部道教题材的神魔小说，戏曲方面，也同样如此，道教神仙的事迹被搬上了戏剧舞台，这些文艺作品通过其特有的传播形式，深入下层社会，影响了人们的心理和行为。同时道教也将民间的观念与信仰的神灵援引到自身的体系中来，如神谱中出现了许多来自民间的面孔，太元圣母的名字渐渐消失，而代之以娘娘、西王母、观世音，主管的是送子、催生等事；宋代的赵玄郎本是赵宋的神化祖先，而此时则成了财神赵公明；李冰之子治水被演化出二郎神；诸葛亮与文天祥作为历史上的确有其人被归入了天枢上相和左相。道教为了适应民间的需要，改变了原来的道教斋醮作法仪式，盛行小幻术作法，如代神施雷驱鬼，再如代神立言预知前途凶吉，求签、杯等等均为主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