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年的疑案：苏松重赋是朱元璋政治报复江南人民？

我们不妨从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来看看苏松地区重赋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先来说说政治原因。历史上很多学者认为，苏松地区之所以重赋，就是因为朱元璋实在太恨苏州地区老百姓对张士诚的念念不忘，恨他们不识时务，由此就加重该地区的赋税，实施报复。

其中还有一段传闻，说苏州被攻陷以后，苏州居民被迁到南京来。有一位苏州老太太用苏州话对他们家的老伴说：“老头子，你看看现在南京的这个老头儿对老百姓凶得不得了，哪像我们的诚王那么好啊！”（注：苏州老太太说的南京城里的这个老头子指的是朱元璋）据说，恰巧朱元璋微服私访，听到了这段话，恨得牙根都痒痒的，越想越恼火，甚至产生一种冲动，要将苏松地区的百姓全部杀光。李善长和刘基出来劝阻：“陛下，此事万万不可，否则的话，您将会成为千古罪人！”据说朱元璋最终并没有当真杀光苏松百姓，但是为了一解心中之怨恨，就加重了苏松地区的赋税。至于这个重赋重到了怎样的地步？有的书上说，明初开始江南苏松地区的赋税要比大一统帝国的其他地区重十几倍甚至几十倍。

重赋这是不争的事实，江浙人民的重赋之苦只有江浙人自己知道。不过将朱元璋开始的重赋归结于他一次微服私访，这似乎不大说得过去。就拿前面那个传闻故事来说，纵然是朱元璋私访民间“偷听”到苏州老太太的牢骚，但这里有个严重的文化常识性的缺陷问题。大家都知道，南京、镇江往南或往东南方向过去，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苏锡常杭嘉湖地区，这一带人通常所讲的是“吴方言”。一般来说，“吴方言”只有苏锡常杭嘉湖地区的人才能听懂和沟通，它与长江以北的语系完全不一回事。要知道朱元璋是淮河流域一带出身的，打下南京时他已经30来岁，灭掉东吴张士诚时已经40岁，40岁的人一般是处于语言接受的封闭状态，更何况南京人讲的不属于“吴方言”，所以我认为朱元璋是听不懂苏州话的，上述传闻只能当作饭后的谈资而已。更有一个现实的依据，即使600年后南北方几度大交融了，有多少个北方人能听懂南方的“吴方言”，我本人就是苏州人，来宁交往中经常“开国语”，否则我周边的朋友们会听不懂，有人戏称我们苏州人说的是鸟语。碰巧的是我的朋友中有一位就是来自朱元璋家乡一带的，我们已经交往多年，但他根本听不懂“吴方言”。因此我进一步地确信上述有关朱元璋“偷听”苏州老太太家中说话纯属无稽之谈。

但我个人认为导致重赋江南的原因中政治因素一点没有似乎也不可能，理由是朱元璋在建立大明帝国前后几次将苏州的所谓“豪民”迁徙到南京或濠州一带，如：吴元年（1367）九月，打败张士诚后，朱元璋下令“凡获其官属平章李行素、徐义、左丞饶介、参政马玉麟、谢节、王原恭、董绶、陈恭、同佥高礼、内史陈基、右丞潘元绍等所部将校，杭湖、嘉兴、松江等府官史、家属，及外郡流寓之人，凡二十余万，并元室神保大王黑汉等，皆送建康”；吴元年冬十月“徙苏州富民实濠州”洪武七年（1374），“徙江南富民十四万田濠州，以（李）善长总理之”。这就足以说明他对这一带的人至少说是没好感或者说带有敌视的眼光。故《明史》中的相关论断还是颇有道理的：“初，太祖定天下官、民田赋，凡官田亩税五升三合五勺，民田减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没官田一斗二升。惟苏、松、嘉、湖，怒其为张士诚守，乃籍诸豪族及富民田以为官田，按私租簿为税额。而司农卿杨宪又以浙西地膏腴，增其赋，亩加二倍。故浙西官、民田视他方倍蓰，亩税有二三石者。大抵苏最重，松、嘉、湖次之，常、杭又次之。”

除了政治因素以外，经济因素是一个更重要的方面。苏松地区之所以后来成为大一统帝国经济重赋的主要承担者，这跟宋元时期完成的大一统帝国的经济重心转移有关。秦汉时期，中国的经济重心在北方关中和中原地区，而从唐末开始，中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南宋时的版图连唐朝的一半都不到，但是，南宋的财政收入却是唐朝的2～3倍。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主要是因为南宋时南方经济得到了进一步的开发与提高，其实际水平已经远远超过了北方。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南宋时期海外贸易十分发达。

总之，宋元以后，中国的经济重心和中心毫无争议地转移到南方了。这其中跟环境的变化也是密切相关的。秦汉以后，我国的西北地区逐渐地走向沙漠化。一般我们的观念中，河西走廊向来是环境恶劣，沙漠一片，戈壁乱石。但是假若你花点工夫去深入探究的话就会发现，其实历史上的原貌并非如此。大概在上世纪70年代，我国的考古工作者就发现了河西走廊一带曾经繁盛的城市古迹。比如汉武帝时期的“朔方”三郡，司马迁的《史记》中就有记载，朔方郡是汉代北方一个相当发达的城市，不单如此，还是一个“生态城市”。但随着汉武帝中晚年汉匈战火的蔓延，随着汉族跟少数民族之间冲突的加剧，这个地方逐渐开始了沙漠化，再也见不到往日的繁荣，这不能不说是一大历史的遗憾。往后中原大地经常性地成为战争的灾难区，随之而来这一地区的经济逐渐走向萧条。由此大一统帝国的经济重心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南移，而南移后的经济重心主要位于长江中下游江南地区的苏松和杭嘉湖，这就是史书中所说：“天下财赋出于东南。”

如此看来，重赋于江南既有历史的必然也有经济重心的转移两方面的因素，并非仅仅是朱元璋政治报复的结果。

苏松重赋是朱元璋政治报复张士诚治下的江南人民也罢，是中国历史经济发展的无奈选择也罢，不论何种，有一点不容置疑，那就是朱元璋在统一江南后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支撑，更有东灭张士诚后，朱元璋政权的军民上下斗志高扬，统一全国的事宜自然而然地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了。

吴元年（1367）九月，平吴之师回到应天，朱元璋在戟门召集右相国李善长、左相国徐达、平章常遇春、都督冯宗异、平章汤和、胡廷瑞、右丞廖永忠、左丞华高、都督康茂才、都督副使张兴祖、梅思祖、参政薛显、赵庸、曹良臣及各卫指挥千、百户等，进行论功行赏，封李善长为宣国公，徐达为信国公，常遇春为鄂国公；赐予徐达彩缎表里十一匹，常遇春十匹，胡廷瑞、冯宗异各九匹，汤和、曹良臣各八匹，廖永忠、华高、康茂才各七匹，薛显、赵庸、张兴祖、梅思祖各六匹，指挥人五匹，千户人四匹，百户人三匹；军人米一石、盐十斤。朱元璋现场告谕大家：“今论功行赏，以报劳绩……然江南既平。”但大家“毋狃于暂安而忘永逸，毋足于近功而昧远图，大业垂成，更须努力”！“当北定中原，以一天下！”

从上述训谕中不难看出，从政治家、军事家和战略家的角度朱元璋告诉人们：江南已平，南方大体统一，虽然浙江尚有方国珍、福建尚有陈友定、两广尚有何真、四川尚有明玉珍和云南尚有元朝梁王政权，但他们都偏于一隅，不足为敌，底下最为紧要的就是“北定中原”换成后来他在《北伐宣言》里所说的，那就是：“驱逐胡虏，恢复中华”，这才是当务之急。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重建大一统帝国之历史重任也就差不多完成了，而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大一统”帝国的重建，往往也是君主专制帝国的再造。历史在此交汇重叠，朱元璋建都南京，开创大明，重建大一统帝国的统一运动进入一个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