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建立的背景：北方草原的鞑靼化

“人类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我们说，元朝的建立具有其历史必然性，但是这个历史必然的实现，也是以其“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为前提和基础。13世纪初蒙古族登上历史舞台之前，匈奴、突厥、回纥、契丹、女真等北方民族竞相建立政权，在中国北方大地上演出了一幕幕雄壮有力、波澜壮阔的历史活剧，其中契丹、女真民族还曾入主中原，建立过中国局部性农牧文化结合的封建国家。但是他们都没有像蒙古族建立元朝那样，能完全统一中国农牧两大经济文化区域。推本溯源，原因很多，而从内因上分析，北方民族本身发展程度之高低，势力之强弱，应是制约他们逐鹿中原继而完全统一中国农牧两大经济文化区域进程的主要原因之一。到13世纪初时，中国北方民族经相互间数千年的往来、影响和融合，他们在文化内容以及民族成分上趋于一致，已基本具备形成一个单一民族的文化和民众条件，所以在蒙古帝国建立后，他们能在以成吉思汗及其后裔为首的蒙古帝国统治集团的组织和指挥下，也主要是为了寻求物质文明这一共同目标，向外冲击力强大于其前出现的北方民族。因此，为了更好地说明元朝建立的历史必然性，有必要对北方草原各部族在文化和民族内涵上趋于一体的过程即对北方草原的蒙古化过程，做一粗略追溯。

一、北方草原的鞑靼化之一

西起阿尔泰山，东及兴安岭，南自万里长城，北达西伯利亚原始森林地带，在这一广袤草原上，很早以来就有人类居住、繁衍。20世纪70年代初在我国内蒙古大青山地区大窑村旧石器制造场的发现，把北方草原人类活动的历史提前到四五十万年以前，大青山下的猿人和周口店的猿人不是父子、祖孙关系，而是兄弟关系，表明北方草原地区人类起源之早。自公元前3世纪匈奴人建立第一个游牧政权，到公元9世纪中叶回纥汗国灭亡的一千多年时间里，因建立政权的游牧民族文化传统的不同，这里相继经历过不同程度的匈奴、鲜卑、突厥民族化过程。但自840年回纥汗国灭亡，大批回纥人西迁，漠北草原在政治上人口上出现相对的真空状态后，随着蒙古语诸部落自兴安岭北端大批西迁草原，这里的民族学图景逐渐改变颜色，到13世纪初蒙古帝国成立之前的近四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中，这里逐步转化成蒙古语诸部族和部落生存的世界。像这样，北方草原的蒙古化过程，是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而为北方草原民族学图景的这一历史性演变，历史上的鞑靼人所起的先驱作用尤应首先谈及。

鞑靼人即在《史集》和《蒙古秘史》中出现的强大部族塔塔儿人。关于他们的族属，将其归类于讲蒙古语的室韦系，应是不易之论。《史集》所记塔塔儿人有六部：秃秃黑里台塔塔儿、阿勒赤塔塔儿、奎因塔塔儿、帖烈惕塔塔儿、察罕塔塔儿和不鲁恢塔塔儿，并说：“他们）有这样一种习俗：凡出身于这个部落的人，如果他是男人，他就被称为秃秃黑里台，如果是女性，则称为秃秃黑里真。阿勒赤塔塔儿[部落]的，[称为]阿勒赤台和阿勒真；奎因塔塔儿部落的，[称为]奎台和奎真；帖烈惕部落的，[称为]帖烈台和帖烈兀真。”男性姓氏加后缀“台”，女性姓氏加后缀“真”，以确定其出身族属，这是古代蒙古语中最常见的构词现象之一。因此，对塔塔儿（鞑靼人）人的族属问题，似乎无须更多地争论，他们应是属于讲蒙古语的部族。既然如此，鞑靼人的西迁也是使北方草原蒙古化的一个重要过程，甚至具有发挥先导作用的重大意义。

据古突厥文《阙特勤碑》，突厥汗国的创建者布民可汗（即阿史那土门可汗，卒于552年）和室点密可汗（卒于576年）死后，“作为）吊唁者，从前面，从日出之方有莫离荒原的人、中国人、吐蕃人、apar人、拂林人、黠戛斯人、三姓古利干人、三十姓鞑靼人、契丹人、奚人这样多的人民前来吊唁。”布民可汗和室点密可汗均死于6世纪中叶或稍晚，如果《阙特勤碑》记述准确，足见鞑靼人与突厥人建立政治联系之早。方壮猷先生误认这些国家或部族是“阙特勤之时，修睦邻封，故其死后（死于731年，唐开元十九年），四邻敌国之民亦皆来悲泣，以示阙特勤之贤能也。”殊不知无意中把鞑靼人参与北方草原政权政治事宜的历史缩短了一个半世纪之久。

前来吊唁的国家和部族中，三十姓鞑靼人被列于三姓古利干和契丹、奚人之间。《新唐书》卷二一七下《回纥传》：“古利干处翰海北……其地北距海，去京师最远，又北度海则昼长夜短，日入煮羊胛，熟，东方已明，盖近日出处也。”据白鸟库吉考证，翰海当指延特勒泊（今蒙古国库苏泊），即贾耽《入四夷道里记》中“回纥有延侄伽水”。海亦称“大海”，当指贝加尔湖。可知三姓古利干人居地在贝加尔湖南。契丹人和奚人活动区域在西辽河上游。由此能断定，三十姓鞑靼人的居地范围大致在今克鲁伦河、额尔古纳河和贝加尔湖之间。箭内亘《鞑靼考》以黠戛斯在突厥西北，骨利干在其北，而契丹与奚皆在其东之周环顺序，推定三十姓鞑靼在突厥之东北，大致可信。这些均表明，至晚在6世纪中、后期，一部分鞑靼人即已由兴安岭迁居北方草原，且势力不小，能与中国中原王朝、拂林（东罗马）以及吐蕃、黠戛斯等国家和政权对等地参与突厥汗国政治活动。

约立于唐乾元二年（759年）的《磨延啜碑》有一段话：“四月（因原碑文磨损脱字，从译文上看不出确切年代，但根据其前后文所述，当是747年四月，或是747年和750年间的某一年四月引者）初九，我打了仗，在那里刺杀了。我抢来了他们的马群、财物、姑娘、妇女。五月，他们跟来了。八姓乌古斯、九姓鞑靼全都来了。在色楞格河西，yilun河南，直到sip泉，我布置了军队。他们经Kirgu、Suqis及sip泉而来……（此处原文缺字引者）直到色楞格河，他们布置了军队。五月二十九日我打了仗。在那里刺杀了。我（把他们）挤到色楞格河并刺杀了。我击溃了他们。他们中的大多数沿着色楞格河下游逃去。我渡过色楞格河继续追赶。（中略引者）该月十五日，在Kayra泉及三birku地方，我与鞑靼人打了一大仗。一半人民内属了，一半人民……（此处原文缺字引者）。”九姓鞑靼人应是与三十姓鞑靼不同的另一部分鞑靼人。这里，他们和八姓乌古斯一道，是作为回纥磨延啜可汗的敌人出现的，敌对双方在色楞格河流域摆开了战场。磨延啜可汗在色楞格河西面布置军队，并渡过色楞格河追击在河东布置军队的八姓乌古斯人和九姓鞑靼人；八姓乌古斯人和九姓鞑靼人被打败后，沿着色楞格河下游逃跑。从这些场景分析，九姓鞑靼人主要活动在色楞格河东部地区，而其根据地可能在色楞格河下游地区。750年秋，磨延啜可汗由汗廷所在地于都斤山“向东出兵”，专门“问罪于鞑靼人”，如果此鞑靼人亦是九姓鞑靼人，则再次证实九姓鞑靼人的确是在草原的东部地区活动，而且和三十姓鞑靼一样，势力也已相当强大，成了回纥可汗专门御驾亲征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