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婚姻和家庭研究
明清时期是中国传统君主专制制度兴盛的又一个时期，也是大一统的一个时代，为了巩固政治统治，无论在学术思想上，还是在伦理道德上，两朝均将程朱理学奉为圭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中心思想的宗法观念登峰造极。理学成为了社会意识形态的主流，那么它的影响自然就要波及婚姻和家庭。
家庭中，家长意志高于一切，妻子儿女必须服从，家长有权处置妻子，有权包办儿女的婚事，“孝”走到了极端，“父叫子死，子不敢不死”，夫妻关系上是夫权至上，要求“女子无才便是德”。实际上在这样的家庭观念下，妇女的人格与形象遭到了极大的扭曲，清人陆圻在《新妇谱》中曾这样形容新婚女子：“事公姑不敢伸眉，待丈夫不敢使气，遇下人不敢呵骂，一味小心谨慎，则公姑丈夫皆喜”。
明清时期，在理学“失节事大”的思想主导下，政府大力提倡女子贞洁，明朝建国之初，就诏令全国，如果有30岁以前丧夫守寡至50岁还未嫁人的，政府要予以表彰，并免除这一家所应承担的徭役，清代更是提倡节妇、烈妇，所谓烈妇，是指女性对丈夫的矢殉，有夫亡而自尽者，也有在完成夫家生养死葬责任后（或面对逼辱时）自我结束生命，终止守节行为。在政府的极力推崇和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后，明清的贞洁妇女数量大增，据统计，《宋史》记载烈女55名，《元史》是187人，而《明史》中达到了1万多人，清代更是有增无减。
如果节烈的要求仅仅是“不事二夫”，也许不是一件很过分的事情，但是节烈提倡到最后，是一种极端：妇女的身体不能被男人看见，因而有病宁死不治理；夫死不嫁是一件常见的事情，但此时夫死妻妾从死也成为了道德的要求；甚至丈夫未死，要从军远行，有的女子就自尽，让男子好安心出门；没有见过面的未婚夫死了，女子与木主成婚，然后为他守寡，等等。这种极端的“贞洁”观对妇女的身心产生了极大的摧残，许多守寡多年的节妇是迫于社会压力，而不是自愿的，比如清代的笔记中有一则故事：一位妇女守寡60年，临死之前，从枕头下拿出百余枚铜钱，告诉子孙，这是她的守节物，每天晚上，她将铜钱散在地上，黑暗中将百枚铜钱一枚枚找到，此时才会神疲力倦，安然入睡。
随着贞洁观念的加强，妇女在财产的继承上受到了极大的限制，法律规定妇女不论生前离异或夫死寡居，只要准备再嫁他人，其所随嫁的妆奁田产，全部归前夫之家所有，只有夫死无子守志者，才能继承丈夫的遗产，这表明明清时代妇女已经丧失了对于随嫁田产的自主权。
宋元以来的卖妻、典妻、租妻等陋习在民间仍然存在。《喻世明言》中曾述一个卖妻的典型故事，一个小官吏贾涉，携一仆人到杭州钱塘，途经王小四门，想停下歇脚，就在门外喊道：“屋里有人吗？”这一喊出来个妇人（王小四之妻），虽荆钗布裙，却一副妖饶模样，贾涉看得发呆，欲买之为妾，王小四竟一口应承，讲明身价40两银子，贾涉大喜，马上请来村里的教书先生，写了卖妻文契，双方在上面落了十字花甲，王小四就把娇妻卖给了贾涉。值得注意的是，卖妻现象只存在于民间百姓之中，富贵人家不齿于卖妻之举，也绝无卖妻者。雇妻是当时的变通之法，中下社会之人，竭一身之岁入不足者，十而八九，遂有藉妻女卖淫之资以为补助者。旧时东北地区的下层苦力还有一种临时出借妻子的，俗语叫做“拉帮套”。拉帮套形同伙婚，有妻的男子纵容妻子和别的男子偶宿，然后从中收取钱财。做苦工的男子因为无力娶妻，乃不得已而为之。一般情况是丈夫为钱，雇主为女人。
明清时期的童养媳之风不绝于民间，所谓“童养媳”，指的是从小由父母包办订婚，给婆家领养的媳妇，这种婚姻也是一种畸形的婚姻，清代许多地方流行的“娃娃亲”就是这种婚姻的变种，儿子年方3～5岁，就娶来了15、16岁的媳妇，童养媳在成婚前，身份犹如奴婢，承担大量的家务劳动，成婚后，既要侍奉公婆，还要照顾与自己年纪小很多的丈夫，童养媳制度造成了许多不匹配的婚姻，使他们的夫妻因此不睦而痛苦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