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秘史：明代文字狱种种

朱元璋迫害儒士制造文字狱案，完全凭主观猜测，没有任何事实根据，而且置人于死地的花样之离奇、手法之恶劣，实在是达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归纳起来，其手法大致有以下几种：(一)以附会字加罪于人。当时有一位高僧，法名来复，朱元璋请他吃饭，来复谢恩诗称：“金盘苏合来殊域，玉碗醍醐出上方。稠叠滥承天上赐，自惭无德颂陶唐”。朱元璋见诗大怒：“汝诗用‘殊)，谓我是歹朱耶！又谓‘无德颂陶唐)，欲以陶唐颂我，而未能也。何物奸僧，大胆如此！”遂斩之(《明朝小史》卷一)。这位和尚虔诚地拍马屁，万没想到朱元璋用字形分解法来加罪于他。又有位擅长书法的中书舍人詹希原，朱元璋命他书写太学“集贤门”额匾，因“门”右直微勾起，朱元璋就挑眼说：“吾方欲招贤，原乃闭门，塞我贤路耶！”遂诛杀，并粉涂其钩(马朴《谈误》卷四)。“门”字右直挑钩，是千古规范书体，怎么到了朱元璋手下就不能挑钩？朱元璋自己所写的“门”字也是“右直微勾起”，这真是太具有讽刺意味了。

(二)用同音方音曲解文义加罪于人。明初名儒卢熊曾为兖州知州，以印文篆书“兖”字类“衮”字，上书请改正。朱元璋看了大为恼火说：“秀才无理，便道我衮(滚)哩”！几被祸(《水东日记》卷四)。卢熊以后仍坐累而死。其他如浙江府学训导林元亮为海门卫作《增俸谢表》，内用“作则垂衮”被诛；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为本府作《贺正旦表》，内用“睿性生知”被诛；澧州学正孟清为本州作《贺正旦表》，内用“圣德在秋”被诛。以上诸条，朱元璋用他的淮南方言读，“则”“贼”同音，“作则”即“作贼”，“生知”即“僧知”，“圣德”即“僧得”，都成了揭他老底的文字。又如怀庆府学训导吕睿作《贺赐马匹表》内用“遥瞻帝扉”被诛，尉氏县学教谕作《贺万寿表》内用“体乾法坤，藻饰太平”被诛，因为“帝扉”同音“帝非”，“法坤”被读为“发髡”，“藻饰太平”被读为“早失太平”，这都是骂朱明王朝短命的字音。甚至“万寿无疆(通强)”、“天下有道(音盗)”，被他读为别字“强盗”，真是蛮横迫害，毫无道理。

(三)疑文字触犯皇权而加罪于人。苏州知府魏观，因在张士诚宫殿遗址上修建知府衙门，犯了皇权忌讳；高启为魏观作《上梁文》，内有“龙盘虎踞”字样，被认为有不臣之嫌，故两人均被腰斩。这欲加之罪而何患无辞的事例还很多，使当时那些颂扬朱元璋圣明的儒士防不胜防，至于那些套用表笺常用文词的儒生更是人人自危，连礼臣学士也不敢撰写为文，不得不请求朱元璋降下格式，以便写作时遵守。朱元璋反而指桑骂槐地说儒生“泥古不通”，委实幼稚滑稽。在中国的文字狱史上，罗织的罪名恐怕没有比明初文字狱更荒唐可笑了。文化素养较低的朱元璋，像乡间算命的盲人，用低级的文字游戏来胡乱附会，迫害儒士，确是地地道道的冤案。因此，从洪武十七年(1384年)到二十九年(1396年)——即他死的前两年，文字狱长达十三年之久，死者不可胜计，不仅摧残了文化，更重要的是禁锢了知识群体的思想。如果说朱元璋在称帝之前，曾有过贤才济济的景象，那么到了他的晚年，则别是一番万马齐喑的萧瑟气象了。“太祖春秋高，多猜忌”(《明史.冯胜传》)。这位年近花甲的垂垂老翁，担心自己一旦撒手尘寰，朱明江山就会被别人夺走，因而对任何人都怀有戒心。他当了三十一年皇帝，仅户、刑二部尚书就走马灯似地更换了八十多人，“终洪武朝，为户部尚书者四十余人，皆不久于职，绩用罕着”(《明史.杨思义传》)。“为刑部者亦四十几人”(《明史.周桢传》)。其他官吏更迭之勤，就更可想而知了。就这样，朝廷文臣天天在忧惧中过日子，“无几时不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明史.解缙传》)。朱元璋上朝，“若举带当胸，则是日诛夷盖寡；若按而下之，则倾朝无人色矣”(徐桢卿《翦胜野闻》)。京官每天入朝，必与妻子诀别，暮晚回家无事则相庆，以为又活一日。儒臣李善长因与胡惟庸为姻亲而赐死；宋濂因孙子坐冤案而被谪贬茂州途中死；茹太素以抗直不屈“坐法死”；李仕鲁因谏朱元璋惑于僧言，而被武士当场摔死阶下；汪广洋因“在江西曲庇文正，在中书不发杨宪奸，赐敕诛之”(《明史》本传)。王朴因为性格耿直，“数与帝辨是非，不肯屈”，竟被戮死；杨靖因“为乡人代改诉冤状草，为御史所劾，帝怒，遂赐死”(《明史》本传)。类似的例子在史书中俯拾皆是，袁凯、郭兴等人靠着装疯，才捡到一条性命。还有大量的官吏被谪戍凤阳屯田，下放劳动，动辄万数。至于他所发明的廷杖，不知又使多少文人儒士血肉横飞，毙命杖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