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帝对害民逸夫惰民惩治

社会逸夫惰民是笔者沿用了当时的官方说法，实际上逸夫惰民就相当于我们现代社会中所说的游手好闲、不务正业者。这样的社会边缘人群往往是社会不安定因素的“制造者”，因此在朱元璋眼里也属于重点打击对象。

社会逸夫、惰民的界定宽泛概念朱元璋在《大诰》里对这些社会边缘人群的称呼并不统一，有时称其为“逸民”、“逸夫”，有时称其为“惰民”，有时称其为“游食”，等等。不过我们从这么多的形象称呼中大致能猜出这些人干什么的，“逸民”、“逸夫”就是一天到晚不干活，坐享其成，这个概念中应该包括懒汉子“惰民”，穷得什么都没有又什么也不想干的人。有朋友说还应该将现代社会的“二奶”、“二爷”等也算在内，我看也差不多。“游食”这个名字就更妙了，你想：一个人一天到晚，吊儿郎当，不务正业，走来走去，就像当今“三陪小姐”赶场子那般，甚至连“三陪”都不如，“三陪女”可以“卖笑”混饭吃。可这“游食”“卖笑”还不一定有人会要呐，即使有富婆要包养，让他吃软饭，那也是极少数，而大多数“游食”可没那么幸运，更何况古时候女人绝没有现代某些女人那般无耻，所以“游食们”首先要解决的还是“食”的问题；而要使得自己能不劳而获地吃好穿好，且有钱花，就得要动脑筋弄钱呀，于是坑蒙拐骗随处上演。除此之外，还有一种也是游食或说逸夫蒙钱的“好路径”，那就是结交官府或想办法在官府里谋个差，哪怕是临时工或没编制的也行，然后狐假虎威地欺负百姓，骗吃、骗喝、骗睡……这类人就是朱元璋开国起便要严厉打击的官衙中的胥吏或言编制外的“准胥吏”。

松江捉拿害民衙吏案中案清除社会逸夫惰民运动的“导火索”洪武十九年，正当大明全国性的清除“积年害民官吏”运动如火如荼开展之际，松江送来了一批害民胥吏，当时朱元璋命令都察院审理该案。案件一经审理，令人吃惊的事情给曝了出来：尽管洪武开国之初就严格官衙胥吏编制、严禁衙役役民、害民，但地方官府的实际执行状况却令人瞠目结舌。就一个松江府衙编制之外，可能包括临时工一类的胥吏衙役多达近千号人。这些人往往没什么固定的职业，一天到晚游手好闲，给人感觉是像在政府里头帮忙、跑腿。那没编制，他们靠什么为生？“专于衙门阿附役吏皂隶，夤缘害民。吏，其名曰正吏，曰主文，曰写发；皂隶，其名曰正皂隶，曰小弓兵，曰直司；牢子，其名曰正牢子，曰小牢子，曰野牢子。此三等牢子，除正牢子合应正役外，余有小牢子、野牢子九百余名，皆不务生理，纷然于城市乡村扰害吾民。”

案件审到这里，皇帝朱元璋大为愤慨地说道：“官贪于上，吏卒横加虐害于下，其吾松江之良民，岂不哀怨而动天乎！朕闻之，愈加宵衣，不遑宁处！”于是在颁示的《大诰》中他强调：“于是复诰，再与吾民约：从吾命者，五福备于身家；不从吾命者，五刑备坐于家身。所以约者，里甲要明，户丁要尽。户丁既尽，虽无井田之拘，约束在于邻里。除充官用外，务要验丁报业，毋得一夫不务生理。是农是工，各守本业，毋许闲惰。巨贾微商，供报入官，改古之制，常年守业。消乏不堪，复入官报，更名某业，不许在闲。此诰既出，贤者、良者互相劝勉，乐天之乐。呜呼！诰由此而不遵，未有不刑者也。”

要小民们遵命守约，各守本业，毋许闲惰和混迹于官府衙门，目的就是想从根本上消除社会逸夫惰民或言闲散人员。但话得说回来，种子发芽与生长是有一定的土壤、气候等方面的条件，松江之所以有那么一大批社会逸夫惰民或言闲散人员混迹于官府衙门，主要根基就在于官府衙门“容留罢闲，擅便滥设祗禁吏员等”。由松江想到附近的苏州，再扩大就是京师地区和整个南方地区，甚至是全国，朱元璋派人进行了一番明察暗访，结果发现这是带有普遍性的一大政治与社会公害。之所以如此，甚为关键的可能还是各地官府衙门对其危害没有充分的认知，甚至是纵容。由此看来，很有必要对全国范围内各级衙门中已经发现的存在“容留罢闲”和藏污纳垢问题发出严厉警告和实施坚决清理，铲除逸夫惰民混迹于官府衙门的生存土壤。为此，洪武帝在《大诰》中设立“专条”，不厌其烦地详述说道：

“容留罢闲，擅便滥设祗禁吏员等项，律已有条。所在诸司往往故违律法，委身受刑，容留此辈，以致剥削吾民。每每加罪于此等官吏，人谁不知？今洪武十九年，有司仍然故犯。一，溧阳县知县李皋，容留闲吏在乡，结党害民，亵狎皂隶潘富等非为。一，苏州府知府张亨等，将屡犯在逃黥刺之吏分付（咐）常熟县参充县吏。黄通等五名在吏在逃数次，一得承行文书，结党下乡虐民，得钱多少，拆字戏云。其云：且如得钱一万，乃呼一方，得钞一千，更称一撇。呜呼！剥吾良民脂膏，不知足而不知惧，拆字终日以为戏尔。是官是吏，其罪可得而免乎？一，长洲县丞吕直等，容积年害民野牢子叶清甫等四十三名营充弓兵；顽民周子能等一十七名把持县事，说事过钱；周继先等十二名专一恃顽，替人出官；逃囚朱璿等六名，纵容在县。如此长恶，罪在不赦。一，嘉定县知县张敬礼等，纵容闲吏陆昌宗匿过，复入衙门，把持官府，以秋粮为由买批下乡，骗诈小民。一，浙江按察司佥事王翰等，故纵绍兴逃军杜康一等一十四名在乡扰民，告发到官，又行迁延不问。宪司本以除恶，乃令纵恶，罪将焉逃？一，高邮州吏顾仲可等并书手一十三名，已经造罪，黥刺回家，仍然在州教唆词讼，结揽写发，扰害良法。一，南昌府新建县丞郑宗道，容留罢闲官吏杨杰等在县说事过钱。一，连江县土着猾吏郑世环等三十二名，在乡结党害民，致使本县以状来闻。各吏罪将焉逃？”

见此有人可能要说，社会逸夫惰民游手好闲，骗吃骗喝骗睡，哪朝哪代没有？混迹于官府衙门，包揽词讼，拉大旗作虎皮，扰害良民，历来就没有绝迹过，有必要这样大惊小怪吗？有必要这样严刑峻法、大动干戈吗？朱元璋却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逸夫惰民、市井之徒，这类人就是国家与社会不安定的制造者和隐伏着的动乱隐患，必须要从根本上加以彻底清除。谁要是不明白、想不通就翻翻我现在下发下来的《大诰》，看看这些逸夫惰民都干了些什么，看看他们的危害有多大，你就会明白本皇帝从严惩治这些无籍之徒的一片苦心了。

“民有不能修福而造祸者，无如苏、松两府市井良民中刁顽不良之徒，造祸有如是耶，人皆市井之徒。民有四业，此等之徒，一业不务，惟务好闲，结构官府。此等之类，松江一府坊厢中，不务生理交结官府者1350名，苏州坊厢1521名。呜呼！务业者有限，此等不务生理者如许，皆是市井之徒，不知农民艰苦，余业费心。此等之徒，帮闲在官，自名小牢子、野牢子、直司、主文、小官、帮虎，其名凡六。不问农民急务之时，生事下乡，搅扰农业。芒种之时，栽种在手，农务无隙。此等赉执批文抵农所在，或就水车上锁人下车者有之（古时候没有机械或电力抽水，农田灌溉不是牛车拉水就是人力踩踏水车取水，笔者小时候还曾见过），或就手内去其秧苗锁人出田者有之。呜呼！公务有不急者，尚不夺农时，况无事乎！今二府不良之徒，除见拿外，若必欲搜索其尽，每府不下2000人，皆是不务四业之徒。呜呼！此等之徒，上假官府之威，下虐吾在野之民。野民无知，将谓朕法之苛。野民止知如此，不知此等之徒，上假朝廷，下假官府，朕朝治而暮犯，暮治而晨亦如之，尸未移而人为继踵，治愈重而犯愈多，宵昼不逞宁处，无可奈何。设若放宽，此等之徒愈加昌炽，在野之民，岂得安生，呜呼艰哉！刑此等之徒，人以为君暴；宽此等之徒，法坏而纲弛，人以为君昏。具在方册，掌中可见，其为君者，不亦艰哉！朕除此无籍之徒，诸处不良之徒，见朕是诰，当戒之哉，勿蹈前非，永保吉昌。设否此诰，身亡家破矣。戒之哉，戒之哉！”

清除社会逸夫惰民运动的指导性“文件”御制《互知丁业》等至此朱元璋还不放心，随即又发布了《互知丁业》的诰令：要求全国人民互知丁业，用今天话来说，就是发动群众互察，实行群众监督，看看哪家还有逸夫、逸民和游食。一旦发现，邻里或亲戚就必须将其绑缚起来，送到南京，交由皇帝处置；要是邻里或亲戚碍于情面或顾及其他什么的而不敢下手，任由逸夫逍遥自在，或混迹于官府衙门，或作乐于市井之中，一旦发现“有犯非为，捕获到官，逸民处死，里甲四邻，化外之迁。”

而后洪武皇帝又连续发了三个诰令，对全国各地开展禁绝游民、逸夫、逸民运动做了具体的时间限定，即接到《大诰》之日起的一个月内，“仍前不务生理，四邻里甲拿赴有司（官府）；有司不理，送赴京来，以除当所当方之民患”；“四邻里甲不能拘拿赴官赴京，此人（指逸夫）或为盗，或帮闲为吏、为皂隶，所为不善，犯之日，四邻里甲同坐其罪。的不虚示。”

形形色色的逸夫惰民害民害人尽管朱皇帝一而再再而三地大诰天下人民共同行动起来，严厉打击游食、逸夫等不劳而获的社会寄生虫，但逸夫害民腐化事件还是时有发生。

〇嘉兴府逸民组建“山寨版”朝廷催粮队，沿着大运河一路骗吃骗喝……

浙江嘉兴府有7个逸民，以徐戢为首，私下里找刻印者刻了一枚催粮官的印章，装在一个大的印章盒里，再用丝绸布包裹起来，背在身上。每当各地解送税粮上南京时，他们就在沿河岸边走边寻找下手的目标。7人不停地高喊：“催粮，督责！”再说船上解送税粮的人都是从农村里出来的，没见过什么世面，大多也不认识催粮官长成啥样的，看到徐戢等7人的派头，就误以为真是朝廷催粮官出来了，一旦对方开口敲诈了，也就任由他们。这样一来，徐戢等7人骗吃骗喝，从嘉兴一路骗到了江都县扬子桥。到了扬子桥，因为考虑到这一带正是税粮转运的中接站，徐戢等逸民就摆出了更大的架势了，占了一间民屋，弄了一张桌子，然后再将那枚伪造的催粮官印特地放在显眼的地方，搁上笔墨纸砚，装作盘点检查税粮的模样。老实巴交的农民们为了能早早地交掉税粮回家去，就毫无保留地按照徐戢等人随意开口索要的缴纳。就为了这个缴纳，当时的税粮船排起了长龙。刚好有个监察御史外出耳闻此事，觉得十分好奇，于是就来到了江都一探究竟，发现原来是徐戢一伙社会渣滓在耍奸害民，当即令人将其抓获，送往京师南京，交由洪武帝处置。

〇本来上滁州去管理军屯的王成却让人家军人妻子轮流陪宿

游民、逸夫或言社会渣滓祸害百姓，一般来说，往往具有这样一个特点：要么他们依仗官府或当官的，拉大旗作虎皮；要么他们与官府或当官的穿着连裆裤，一同作恶，从中渔利。

有个锦衣卫千户官叫王成的，受洪武皇帝的派遣，上滁州去管理那里的军屯。千户在大官云集的京城南京是相当不为人们所重视的，可到了地方上一下子变成了“大官”。由于远离京城，又没带家小去，时间一久，王成就想起女人来了，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一些跑腿的看出了王领导的内心秘密，顺势介绍军人王和卿、刘信两家的妻子如何如何美艳，直把王千户说得心里痒痒的，让他老想着怎么弄到手。其实这也不难，跑腿的如此这般地一说，王和卿、刘信两家的妻子就开始轮流为王千户提供免费的性服务。

本来是去管理军屯的，一下子皇差变成了找“三陪”的美差。皇帝朱元璋听说后气得直跺脚，咆哮道“似这等不才无籍之徒，如何饶得他”，随后下令将其统统重刑处置。

为何“与官府有关系”的逸夫、惰民害民害人事件屡屡发生？朱元璋处置逸民、游食或言社会渣滓算是严厉了，一人犯事，不仅全家受罪，就连乡邻也得受到株连。但像游食这类社会渣滓害民事情还是屡而不绝，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我想不妨从三个方面去理解：

第一，逸民、游食历朝历代都有，用我们现在社会中耳熟能详的话语来讲，这些“二流子”要彻底清除干净，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第二，逸民也罢，“二流子”也罢，说到底，还是社会制度所造成的。英国有人对强奸犯及其子女作了跟踪研究，发现强奸犯没有遗传性，罪犯就是罪犯，罪犯的儿女未必一定成为罪犯。

第三，在中国传统的专制社会里，当农民太辛苦，做手工业者太劳累，做生意风险太大，读书考科举又是何其不易，但只要你与当官的或官府沾个边就会好处多多。你看那当官的出来多威风啊，开车的、拎包的、弓着腰献媚的、还有美女自动送上床的……老百姓最怕的就是那些当官的，你要是有什么事找官府去办，非得掉一身皮不可，非得被折磨得不像人样，由此人们终于“醒悟”：尤其让当官的折磨着，倒不如痛痛快快给一些，图个方便；美女们也这么想：不就是让当官的快乐一下，日后再将丑事捅出去，反正他当官的都不要脸，我要脸干吗呢？再说当官的天天喊着自己是最正确的，跟着他们难道还有什么不正确？！因此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与官衙能攀上关系这是一本万利的大好事，是前世修来的福分，由此人们就不惜甘冒杀头的危险也要“潇洒走一回”！

洪武帝对害民逸夫惰民惩治的升级可当年的草根皇帝似乎不懂这些，反倒认为逸民、游食或言社会渣滓的存在是因为用刑用典不严所造成的。为此，他加大了治理的力度，在《大诰》中再次宣布：“今后敢有一切闲民，信从有司，非是朝廷设立应当官役名色，而于私下擅称名色，与不才官吏同恶相济，虐害吾民者，族诛！若被害告发，就将犯人家财给予首告人。有司凌迟处死！”

从原先一人犯事，全家与四邻迁徙化外，到后来的一人犯事，全族诛灭，洪武皇帝对逸民为害的处置明显加大了。虽说被处理或言清理的是社会渣滓、边角料，但这样的人群在每个地方、每个社会角落都存在；因此说，清除社会惰民逸夫的覆盖面特别广，如此下来，由原先清除“积年害民官吏”衍生出来的运动中的运动，反倒直接影响了大明帝国基层社会的稳定，有人对于当前的形势与帝国开展的运动发出了“并不和谐”的声音。对此，洪武帝朱元璋又运用绝对专制皇权政治发起了“罪妄言者”运动，即清除胡说八道的舆论危险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