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宪成简介以及东林党的由来

杨涟的忠心为国，宁死不屈的形象让我们永远记住了他的名字，同时也让我们熟知了另一个词汇“东林党”。东林党的由来，应该从顾宪成修复东林书院说起。顾宪成（15501612），常州无锡（今江苏无锡）人。万历八年（1580）的进士，后官至吏部文选郎中。万历二十二年（1594），在“国本”（指册立太子）之争中，顾宪成力主册立神宗长子朱常洛为太子，而神宗则有意立郑贵妃所生的朱常洵为太子。顾宪成的“顽冥不化”，遭到神宗的记恨。同年，在推举阁臣时，顾宪成举荐因拥立朱常洛为太子而被罢免的原首辅王家屏，又与神宗意见相左。神宗老账旧账一起算，将顾宪成削去了官籍，贬回家乡。

万历三十二年（1604），顾宪成在常州知府欧阳东凤、无锡知县林宰的资助下，修复宋代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与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及于允成等人，讲学其中。杨时是宋代大儒程颢、程颐两兄弟的学生，而着名的理学家朱熹则是杨时的弟子。由二程和朱熹等人创立的儒学体系，被称为程朱理学，被南宋统治者确立为正统思想，获得长足的发展。顾宪成重修东林书院的时候，明确地宣布他是讲程朱理学的，许多士人慕名前来听讲。更能吸引士人的，则是顾宪成等人对时政的抨击。顾宪成等人在讲学之余，往往抨击时政、品评人物，其言论往往影响士人升迁。这种政治性讲学活动，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一批江南士绅，在朝在野的各种政治代表人物，一时都聚集在以东林书院为中心的东林士人周围，东林书院逐渐发展成为一个舆论中心。

尽管如此，以顾宪成为首的东林士人，从不把自己称为东林党。中国古代的“党”一般指“朋党”，而不是我们现代意义的政党。所谓“朋党”，原本指一些人为了私利而互相勾结，朋比为奸；后来泛指士大夫结党，即结成利益集团。所以“党”最初是个贬义词。如孔子就曾在《论语》中说到“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又说“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意思是说，君子能够和睦相处却不结党营私，而小人喜欢朋比为奸而不能和睦相处。东林党的“党”也是这个意思。东林党是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对以顾宪成为首的东林士人的蔑称。之所以这样称呼，就是企图用结党之名对他们进行陷害，因为统治者最憎恨的就是士大夫结党营私。

万历年间，神宗长时间不上朝理政，久居深宫饮酒作乐，政务荒废，还派遣矿减税使到地方搜刮民财。东林党人往往不畏强权，大胆上疏废除弊政。在“争国本”事件和以后发生的“梃击”、“红丸”、“移宫”三案中，东林党人都从维护封建礼制和伦理道德的立场出发，坚决反对立朱常洵为太子，以及反对郑贵妃、李选侍的干政，要求严厉追查“三案”的幕后主使者。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官僚士大夫都无条件地支持东林党的主张，围绕着争国本和明宫三案，官僚士大夫阶层阶级内部出现分歧，形成不同的派别，如“宣党”、“昆党”、“齐党”、“楚党”、“浙党”等等，他们并没有像东林党那样鲜明的主张，他们的结合更多意义上是帮派，为了自己的仕途和利益，他们以同乡之谊相互结交，拉帮结派，完全是为了个人利益而党同伐异，并没有什么是非对错之分。而所谓的“东林党”，则是一些政治见解相同、志同道合的士大夫们组成的团体，尽管他们当中有很多是同籍，但这并不是他们结成团体的主要原因。两相对比，我们还是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东林党人的身上吧。

天启初年，东林党人叶向高、韩爌相继入阁执政。他们任用一些正直派官员如张问达、赵南星等执掌要害部门，企图兴利除弊，刷新朝政。天启三年（1623）为官员考察之年，左都御史赵南星协助吏部尚书张问达，主持京察（考察在京官员），将齐、楚、浙三党官员亓诗教、赵兴邦、官应震、吴亮嗣等尽行罢黜。当时正值魏忠贤专擅朝政，赵南星等东林官员不与阉党合作，因而获得了士人的称赞。但是，东林党人以“清流”、“正人君子”自诩，对政见不合者均斥为“邪人”、“邪党”，甚至直指为阉党，这起了很坏的影响。被东林排斥的官员，因为心有不甘，加上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着想，纷纷投靠阉党以求自保。这样以来，东林党执政后，反而在朝官中日益孤立，而魏忠贤的权势日盛。为了清除反对派，魏忠贤借三案打击东林党，并唆使其党羽造作《东林党点将录》，企图把东林党人一网打尽。天启五年（1625），熹宗下诏，烧毁全国书院。次年，东林书院首遭其灾，立即拆毁，东林书院变成一片瓦砾。东林党人也遭到迫害，杨涟、左光斗等许多着名的东林人物都惨遭杀害。

明思宗（崇祯帝）继位后，列举了魏忠贤十大罪状，惩治了魏忠贤。天启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崇祯帝正式下令清查“阉党逆案”，共计258人被追究了责任。另一方面，停止对东林党的迫害，为东林党人恢复名誉，并诏修东林书院，追封顾宪成为吏部右侍郎，谥号“端文”。但是，因为思宗刚愎自用，亲邪佞、远忠直，憎恶朝臣结党，所以东林党并没有真正受到重用。

东林党是明朝后期出现的以正直官员、知识分子为主的社会群体。他们关心政治，注重气节，愤世嫉俗，充满了“以天下为己任”的救世精神。这种救世精神，继承了传统儒家经邦济世的理念，企图以儒家思想挽救国家。这对于世风日下的社会风气，多少起到了振奋人心的作用。他们对于时政的抨击，对于执政者也具有一定的警示。但是在实际行动中，他们却不能坚持原则，往往意气用事，不顾大局，一味党同伐异、排斥异己，把反对派都视为阉党，如赵南星在京察时罢黜齐、楚、浙三党官员，完全是为了公报私仇。一些被东林党排挤的官员被迫投到魏忠贤的怀抱，从而壮大了阉党的力量。从这一点来讲，明朝的灭亡，东林党也是难辞其咎的。

在东林党之后，明朝官僚和士绅又组织起复社。复社的主要创建人是江南的张溥。张溥（16021641），南直隶苏州府太仓县人。张溥为人勤奋好学，刻苦钻研，宽厚热情，各地士人纷纷来向他求学。他一身正气，憎恶阉党专权陷害忠良。天启四年（1624），魏忠贤指使阉党罗织罪状，陷害东林党人和正直的士大夫。在魏忠贤活动最猖獗的时候，张溥不畏强权，逆流而上，毅然在苏州创立“应社”。一时间，各地读书人纷纷响应，前来入社，很快又从江南扩展到了江北、河北等地，先后建立了江南应社、江北应社、河北应社等。“应社”名义上是以读书为要务，实际上是旨在提倡名节、改变社会风气。天启七年（1627），魏忠贤畏罪自杀，思宗下令严惩阉党分子。阉党的覆灭大快人心，张溥即兴作《五人墓碑记》，热情歌颂了当年为反抗阉党暴政而惨遭杀害的五位苏州勇士，这篇文章表达了张溥疾恶如仇、彰善瘅恶、弘扬正义、激励后人的高尚思想。

崇祯二年（1629），张溥和他的同乡张采，在吴江县令熊开元的支持下，于吴江召开尹山大会，宣布合南北各地文社为一社，成立“复社”。即希望与四方之士兴复古学，故因名之为复社。复社继承东林遗志，以振兴经术、恢复古学、培养人才、维护封建统治为宗旨，当时的人们都把他们亦视为东林党。张溥为复社订立章程、制度、规范。复社成员遍及全国各地，党羽遍天下。仅有姓名可考者，就有3025人。一些复社成员后来还考中举人、进士，迈入仕途。

崇祯六年（1633）三月，张溥在苏州虎丘召开复社第三次大会，各地到会者千余人，座无虚席，会场内外人山人海，被围得水泄不通，热闹非凡。其场面之大，非常罕见。这是复社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盛会，它标志着复社和二张（张溥、张采）的名望达到了顶峰。然而盛极而衰，物极必反。由于复社对科举的重要影响，各地士大夫、知识分子纷纷加入复社，造成复社会员成份复杂，鱼目混珠，良莠不齐，其中不乏势利钻营的小人。这样，复社由文人读书会友之地转变成追名逐利之所，这绝非张溥初衷。

随着复社规模的庞大，张溥也越来越急功近利。他原来希望通过广收门徒，扩大复社的影响，由此左右朝廷政治的走向，以此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然而实际生活中，复社成员虽然才高八斗，但并不擅长科举考试，只有一部分人进入仕途，而且职位较低，很难对朝政有所重大的影响。

在这种情形下，张溥不惜使用非常手段，以操纵政治。崇祯十四年（1641），张溥利用自己的声望到处活动，帮助前首辅周延儒重新进入内阁。周延儒再次入阁后，一反温体仁执政时的弊政，多用复社之人，朝政为之一新。但是，周延儒等人过于贪婪，在对清军的作战中又贪生怕死，谎报军情。崇祯十六年，周延儒等人被赐死。复社也因此受牵连而被攻击，复社运动从此走入低谷。顺治九年（1652），复社为清政府所取缔，复社走到了自己的末路。

明朝中后期，社会经济繁荣发展，但是朝政腐败，百姓负担沉重。随着二者矛盾的冲突，明朝社会风气败坏、阶级矛盾尖锐、内忧外患加剧，明朝已经陷入了摇摇欲坠的境地。为了恢复传统文化，拯救黎民，振兴国家，抵御外辱，一些对现实不满、卓有远见的官僚士大夫，和失意被贬的官员联合起来，组成各种团体，修身讲学、评议时政。东林党和复社是当时有重要影响的两个士人团体，他们怀着满腔政治热情，“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以兴学复古、崇尚实学相号召，切磋学问，砥砺品行，反对空谈，密切关注国家、社会、民生，并实际地参加政治斗争。他们的行为，得到了知识分子的积极响应，他们也因此被奉为知识分子的楷模而备受尊敬。但是他们过于书生意气，党同伐异，反而造成了崇祯一朝朝政的混乱。至为关键的，他们崇尚空谈，缺乏实际经验，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垦瓣无法提出切实有效的政策来拯救明朝。在加上趋炎附势之徒的左右，东林党和复社最终一步步地把明朝引入了深渊。

神宗以后的明朝政坛，你方唱罢我登场，各种政治势力如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明朝就在一次次的折腾中日益衰落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