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放眼望世界

万历皇帝虽然贪图享乐，懒于处理朝政。但他的眼界十分开阔，并不固步自封。他在位其间鼓励西方传教士传播西学，提倡士人们修习西方数理知识，支持新的科技（比如西式火器和西式水利）用于国家建设，使中国开始认识并了解近现代科技。中国近代科学的先驱者徐光启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

中国古代学术不重视实践，所以中国古代着名科学家大都地位低微，不能参与管理国家。惟独徐光启官职最高，入阁拜相，参预机务的。同时徐光启也是最早学习、介绍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因此，徐光启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徐光启在松江府上海县（今上海市）出生。当时上海仅是个小县城，四面农田环绕。徐家是个介于商业与农业之间的普通家庭。徐光启的父亲知识就很渊博，史书上说他博识强记，对于阴阳、医术、星相、天文等方面都有所了解。而徐光启的母亲则是一位勤劳善良的妇女，她操持家务，每天从早到晚纺织耕田，无论寒暑都不停歇。父亲精通于商业，母亲又具备中国劳动人民的优秀品质。这可以说对徐光启日后重农兵，尚实践、安之若素等性格特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徐光启长大以后，决心考取功名。准备要参加科举考试。当他路过南京的时候，听说有一位欧洲来的传教士利玛窦正在那传教，介绍西方的科学知识给大家。南京当地读书人都喜欢跟利玛窦结交。徐光启也很好奇，很想去跟利玛窦一起学习。后来经过别人介绍，认识了利玛窦。他听利玛窦讲的科学道理，感到耳目一新。跟以前自己过去在古书大不相同，一个崭新的世界展现在徐光启面前。于是他对西方科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其实利玛窦传播科学知识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传教的方便。他发现要扩大传教影响力，只有要得到中国皇帝的支持才能推广。当是时，明朝的惯例还是不允许教士到北京传教的。利玛窦通过地方大臣在明神宗面前禀明了自己的意图，得到了皇帝的允许。于是他来到了北京，通过宦官马堂的帮助，送给明神宗圣经、圣母图，还有几只新式的钟表。

明神宗当然看不懂圣经，对圣母是什么人也不感兴趣。但是对新式自鸣钟，倒很感觉新奇好玩，就让马堂把利玛窦带进宫来。在明神宗接见利玛窦的时候，利玛窦详细向神宗皇帝介绍了欧洲的风俗人情。原本利玛窦是意大利人，为了显示自己地位非同一般，就随口把自己说成来自“大西洋国”。明神宗命人查万国地图，结果却找不到什么“大西洋国”，这就让大臣们怀疑起利玛窦的身份，上奏要明神宗把他撵走。但是明神宗也不以为意，反而赏赐给利玛窦一些财物，允许他留在京城传教。有了皇帝的支持，利玛窦和朝廷官员的关系得到缓和，接触就很方便了。

几年以后，利玛窦曾经的学生徐光启果然考取了进士，来到北京成为了翰林院学士。在传教士那里，徐光启近一步接触到一些西方近代的科学知识。利玛窦带来的三棱镜、自鸣钟、日晷仪、《万国舆地图》等，引起了他对自然科学的浓厚兴趣。渐渐地，他发现传教士所传播的学问宏观方面可以探寻宇宙的奥秘，微观方面则研究了物质运行的道理。而这些是历来尊崇儒家学说的中国学术所没有的。基于这样的认识，徐光启的思想发生了很大转变。他放弃了自己原来非常喜欢也非常擅长的诗词、歌赋、书法，转而研习他认为对经国济世更加用的天文、历法、数学、军事、工艺、农田、水利等方面的知识。

一次徐光启到利玛窦那儿去学习的时候。利玛窦跟他谈起，西方有一本数学着作叫《几何原本》，是古代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写的一本重要着作。可惜自己一个人无力将它翻译成汉文。徐光启下定了决心，不管怎样困难，也要把它翻译出来。

从此以后，徐光启上午在翰林院值班，下午就赶到利玛窦那儿，跟利玛窦一起翻译《几何原本》，由利玛窦给徐光启讲述，徐光启负责笔译。那时候，还没有人译过国外数学着作，要用科学准确的语言把原作翻译出来并不容易。就这样一边学习一边翻译，徐光启花了一年多时间，逐字逐句地反复推敲，再三修改，终于把《几何原本》前六卷翻译完成。

在翻译完《几何原本》之后，徐光启开始致力于介绍西方科技书着作。很快和利玛窦连同另一个西方传教士熊三拔合作，翻译过测量、水利方面的科学着作同文算指》《泰西水法》《测量法义》等书。在翻译西书的同时，徐光启努力做到行知合一，把自己学到的知识用于实践。当时明代采用的《大统历》实际还是元代《授时历》的继续，而且没有及时修订，至此时已非常粗疏。很多天象的预报都因为历法的原因而出现错误，当初刘伯温预测降雨失败就是这个原因。这已经成为很严重的问题。徐光启在研究我国古代历法的基础上，融合了了当时欧洲在天文方面的最新科学知识，对天文历法的研究，达到了很先进的水平。

徐光启不但爱好科学，还十分关心民间疾苦，致力于把科学技术应用于生产实践。父亲去世那年，徐光启回到上海守丧。恰好那年夏天，江南遭到一场水灾，大水把田地都淹了。水退之后，农田上颗粒无收，农民们心急如焚。徐光启为这事夜不能寐。他想，如果不补种点别的庄稼，来年春天必定口粮断绝。恰巧在这时候，他的一个朋友从福建带来了一批甘薯的秧苗。徐光启觉得这是个好办法。马上在荒地上开始试种起甘薯来，很快就获得了成功，甘薯长得一片葱绿，十分茂盛。后来为了推广种甘薯，他特地编了一本小册子。原本只在福建沿海种植的甘薯就移植到江浙一带，造福了百姓。

徐光启同时还非常注重发展军事，他认为“富国必以本业（即农业），强国必以正兵”。启提出练兵的主张。明神宗也意识到边防的隐患。很快批准了他的请求。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二月，徐光启受命在通州、昌平等地督练新军。在此期间，他撰写了《选练百字诀》、《选练条格》、《练艺条格》、《束伍条格》、《形名条格》、《火攻要略》、《制火药法》等书。这些“条格”实际上是徐光启撰写的各种条令和法典。其中，《选练百字诀》和《选练条格》等，体现了徐光启的务实精神。虽然他满怀希望，想尽快练好新兵，加强国防。但是万历后期朝廷各个部门已经腐败透了，虽然练兵衙门成立了一个月，徐光启却始终得不到支持，要人没人，要饷没饷，闲得没事干。后来好不容易领到部分军饷，赶到了通州，检阅了新招来的七千多新兵，却发现大多是老弱残兵，能够勉强达到标准的不过二千人，更说不上精选，没有丝毫战斗力。这样让徐光启大失所望，一怒请求辞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