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外交政策：和平对外，厚往薄来；坚决抗倭，严厉禁海
朱元璋草根出身，从小在农村长大，当了皇帝后就将天下看做更大的家天下。洪武皇帝位居中央，为天下“大宗主”，大明为“天朝上国”，周围邻邦皆为“藩属国”。大明与邻国的关系是宗主与藩属的关系，作为宗主的大明应该敕封周边的“藩属”邻邦，而作为藩属的邻邦就应该向大明“称臣”“朝贡”，即朱元璋所说的“朕观中原土壤，四方朝贡”，这也是中国传统的“大中华一统天下”之理想境界。
洪武三年朱元璋在《平定沙漠诏》中就曾这样说：“自古为天下主者，视天地所覆载，日月所照临，若远若近，生人之类，无不欲其安土而乐生。然必中国治安而后四方外国来附。”后来在给爪哇国王的诏书中他进一步说道：“朕仿前代帝王，治理天下，惟欲中外人民，各安其所。又虑诸蕃僻在远方，未悉朕意，故遣使者往谕，咸使闻知。”
正因为出于这样的认知，洪武二年九月大明帝国制定了《藩王朝贡礼》，规范天下四夷“藩属”朝贡“宗主”大明天子的礼仪。
“天朝上国”的“大宗主”奉行睦邻邦交和平主义对外国策不过这里边有两个问题必须得解决：
第一，邻邦“藩属国”凭什么要认你大明天子为天下宗主？
这就要看你的自身实力了。一般来说，传统社会中看待国家实力的主要依据大约有三个：一个是经济实力，你的国家经济实力是不是在当时处于一流的地位，其常常表现在“朝贡贸易”中作为宗主国是否出手大方和特别优渥前来朝贡的藩属国；第二，传统软实力，往往体现在文明发达程度上，就看你的国家是不是走在邻邦国家的前列，具有绝对的文明“输出”的优势；第三，军事实力，这也是最为显眼、最让人能体悟到的硬实力。作为邻邦小国，你要是不服气或“忤逆”的话，那接下来就有你好看的了。元亡明兴，朱元璋开创的新帝国一一具备了这些条件，他打着“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旗号，“参酌唐宋”，继承的是中华帝国经典时代的唐宋文明，富甲天下，打得曾经不可一世的大元帝国皇帝元顺帝及其子孙们一路北逃，最终只能在漠北荒原上当个“北漂族”。大明不是天下宗主，还有谁是？
第二，作为天下宗主的“天朝上国”（华夏）与邻邦（四夷）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
中国传统儒家在先秦时代就形成了这样的华夷观：“夷蛮戎狄，谓之四夷，九服之制，地在要荒”，而“王者必居天下之中”，“天子有道，守在四夷”。依照先秦儒家理想中的“规划”与描绘：“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传统中华帝国就该拥有“天子居中”，“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和“四夷宾服”的华夷格局。
朱元璋开国前提出了要“恢复中华”，这不仅仅是要驱逐异族统治者，恢复华夏汉民族的统治，而且还要匡复华夏文明正统，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要恢复“正统的”华夷格局。
鉴于这样的认知，以华夏正统之主自居的朱元璋在对待外邦“四夷”之间的是是非非方面继承了中华帝国传统的对外国策，即实行不干涉主义。洪武六年十一月，占城国（越南南部一国）遣使来南京上言：“安南国（越南北部一国）侵犯我国领土，仰仗大明天朝神威，我军打败了安南军，我占城国国王特派我来向皇帝陛下您报喜！”朱元璋听后没吭气，而后跟中书省大臣说道：“海外诸国，阻山隔海，各守境土，其来已久。前年安南国来人说，占城侵犯了他们的领土；今年可好了，占城国说安南扰边。占城、安南都是我大明的藩属国，敬奉我朝廷，但他们之间的是非曲直谁能搞得清楚啊。这样吧，你们中书省出面，派人上两国去劝谕双方，各自罢兵息争，不要再相互打来打去了！对于前来报喜的占城国王特使，依照礼节赐与一些文绮等，让他赶紧回去吧！”
不掺和邻国与邻国之间的是是非非和实行不干涉邻国内政之国策，这不仅仅反映出朱元璋的精明与老辣，而且也表明了大明对外奉行的是和平主义和睦邻友邦的原则。其实这样的外交原则自朱元璋登基起就已经确立。洪武元年十二月，在派遣符玺郎偰斯、知府易济等分赴高丽、安南等国颁发即位诏书中，朱元璋就曾明确表示了大明奉行和平主义外交原则和政策：“昔帝王之治天下，凡日月所照，无有遐迩，一视同仁。故中国尊安，四方得所。非有意于臣服之也……朕肇基江左，扫群雄、定华夏，臣民推戴，已主中国，建国号曰‘大明，改元‘洪武。顷者克平元都，疆宇大同，已承正统，方与遐迩相安于无事，以共享太平之福。”而后他又陆续派出使者前往占城、爪哇（印度尼西亚岛国）、日本、琐里（印度小国）、暹罗（今泰国）、真腊（今柬埔寨）、三佛齐（印度尼西亚旧港）、渤泥（印度尼西亚岛国）、琉球（近代被日本吞并后改名为冲绳县）、缅国（今缅甸）以及西洋诸国，颁赐玺书，赠予诸国王金绮绸缎纱罗，还有历书《大统历》等，重申大明的和平外交国策，欲使诸国“知正朔所在”，“能奉若天道”。
那么朱元璋的这种和平外交国策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它给大明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重建“四夷宾服”和“万国朝宗”的华夷秩序其实这样的和平外交国策之终极目标无非是要恢复和打造传统的“天朝上国”俯视下的“四夷宾服”华夷秩序，其最高境界也就是种好我中华帝国内的“一亩几分地”。不过话得说回来，洪武年间朱元璋在对外关系方面除了通商贸易乏善可陈外，其政治与国际环境领域还曾创造了许多的成就。详细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〇不干涉别国内政
大明开国之际，高丽国内也面临着改朝换代。洪武七年，高丽王朝国王王颛为权相李仁人所杀，因为没有子嗣，随即立了宠臣辛肫的儿子辛禑为国王，其实这也不过是个过渡国君。那时的高丽国大权已落入了大将李成桂手中。洪武二十一年，李成桂发动军事政变，迫使辛禑让位给儿子辛昌。第二年又废了辛昌，立了一个据说是高丽国王王颛的后裔王瑶为王。三年后李成桂干脆将王瑶也给废了，自己当起了国王。
对于藩属国高丽国内的这一系列政变，朱元璋十分睿智，从不插手。当李成桂政变成功后遣使前来南京向洪武皇帝通报时，朱元璋一语中的地说道：“尔恭愍王死，称其有子，请立子。后来又说不是。又以王瑶为王孙正派，请立之，今又去了。再三差人来，大概要自做王。我不问，教他自做。自要抚绥百姓，相通往来。”
无独有偶，安南国也发生了性质与朝鲜差不多的政变。安南国王陈日熞让伯父陈叔明给逼死了，随即陈叔明自己执掌起朝政来。朱元璋知道后口头谴责：“（陈）叔明王法所必诛，速择日熞亲贤立之。”陈叔明听说后十分恐惧，赶紧让位给弟弟陈日煓。但就此陈叔明和陈日煓心里还不踏实，生怕朱元璋发兵前去“匡正”，于是几次三番派人上南京来进献方物。老辣的朱元璋收下了方物，并降下诏书，明确表达他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和平主义外交国策：“今朕统一天下，惟愿安民而已，无强凌弱，众暴寡之为。安南新王，自当高枕，无忧加兵也。”
〇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外国侵害中国利益事件
洪武中期，广西思明府来人报告说：安南国派军侵犯我国境。洪武帝派人前去了解情况，安南居然倒钉一耙，反说广西思明府入侵了安南。朱元璋听后很生气，“刚好”安南新国王陈炜派大中大夫罗伯长来南京进贡方物，实际上很有可能就是来窥测大明天子的意向。朱元璋“以其诈命”，当即退还了安南方物，并降下敕书，严厉诘责陈炜，指摘他作奸肆侮，生隙构患，犯下“欺诳中国之罪”，并敕令广西布政使司：“自今以后，凡安南入贡之事一律予以拒绝！”
〇谨慎用兵，制定对外军事底线
与历代帝王相比，在对外关系上老谋深算的朱元璋显得格外小心，虽然一生以军事和政治作为自己的“主业”，但他似乎特别谨慎用兵。洪武二十年十月，在与诸将论及兵政时，朱元璋这般说道：“国家用兵，犹如医生用药。开了一大堆的药，目的是要治病，不能没什么病就吃吃药，那可要吃坏的！治国也如此，国家不太平，用兵来勘定祸乱。等天下太平了，只需整修甲兵，操练士卒，备作国防而已。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应该要知道：用兵能消除祸乱，但也能招致祸乱，倘若恃富逞强，好大喜功，惹是生非，就会结怨挑衅，这不恰恰招惹了祸乱！正如医生乱开瞑眩之药，强迫无病之人服用，虽然不至于造成身体残疾或送命，但足以大伤元气！所以为国当政者应该常讲军事，但千万不能穷兵黩武！”
这是一生讲究“洪武”“尚武”的老辣皇帝的“谆谆教导”，一句话，军事不好玩，谨慎用兵。这更是朱元璋从历史经验教训中得到的顿悟。洪武四年九月，他在南京明皇宫奉天门给各部大臣做了这番告谕：“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古人有言，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如隋炀帝妄兴师旅，征讨琉球，杀害夷人，焚其宫室，俘虏男女数千人，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虚名，自弊中土，载诸史册，为后世讥。朕以诸蛮夷小国，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惟西北胡戎（指漠北蒙古），世为中国患，不可不谨备之耳，卿等当记所言，知朕此意。”
洪武晚年，老朱皇帝生怕子孙后代狂妄、轻浮、率意用兵，从而招惹祸害，特地将自己的谨慎对外用兵之国策写入了《皇明祖训》之中：“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伐，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但胡戎与西北边境，互相密迩，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接着朱元璋开列了15个亚洲邻国为大明的“不征之国”，即规定子孙后代不得无故去侵犯，它们是：“东北：朝鲜国；正东偏北：日本国（虽朝实诈，暗通奸臣胡惟庸，谋为不轨，故绝之）；正南偏东：大琉球国（朝贡不时，王子及陪臣之子，皆入太学读书，礼待甚厚），小琉球国（不通往来，不曾朝贡）；西南：安南国（三年一贡），真腊国（朝贡如常，其国滨海），暹罗国（朝贡如常，其国滨海），占城国（自占城以下诸国来朝贡时，内带行商，多行谲诈，故沮之。自洪武八年沮至洪武十二年，方乃得止。其国滨海），苏门答剌（其国滨海），西洋国（其国滨海），爪洼（哇）国（其国居海中），湓亨国（其国居海中），白（百）花国（其国居海中），三弗（佛）齐国（其国居海中）。渤泥国（其国居海中）”。